現代儒家愚人畢生的交誼：唐君毅與牟宗三

作者：彭國翔（浙江年夜學求是特聘傳授）

來源：《南國學術》2023年第4期

 

一、引言

 

唐君毅（1909-1978）和牟宗三（1909-1995）兩位師長教師不僅是現代新儒學國家棟樑的代表，同時也結下了畢生的友誼。牟宗三在其《五十自述》中曾說：“生我者怙恃，教我者熊師，知我者君毅兄也。”[1]足見他將唐君毅視為良知。被其稱為“知我者”的人物，在牟宗三的平生中生怕唯有唐君毅一位。[2]而在唐君毅的平生中，也以牟宗三為相知，視其為至交。所謂“我們在心靈上卻是比來的。”[3]唐君毅夫人謝廷光密斯在回憶文中，也稱牟宗三之于唐君毅“不愧為良知”。[4]并且，唐君毅不僅在學術思惟上與牟宗三交通最為親密，在生涯中也對牟宗三極為關心。但是，學界雖知雙方過從甚密，但兩人平生的來往和友誼畢竟若何，似尚未見有專門和詳細的考核。本文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的相關史料，盡能夠詳盡地重建唐君毅和牟宗三平生的交誼，并對足以彰顯其友誼的若干值得稱道的方面專門加以敘述。

 

唐、牟二人平生的交誼，可以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一是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二人同在年夜陸時期；二是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間，唐君毅在噴鼻港而牟宗三在臺灣；三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由臺赴港至1978年2月2日唐君毅往世期間。以下，本文起首盡能夠詳考兩人在此三階段之內的來往，再探討關于兩人友誼值得特別交接的幾個方面，以呈現二位當代儒家愚人平生的來往和友誼。

 

二、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共處年夜陸時期

 

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位師長教師所受高級教導的發源地，均在北京。唐君毅1925年報考北京年夜學掉利，暫時轉進中俄年夜學；次年再考，方進北年夜預科。只不過，唐君毅并未在北年夜完成其年夜學學業。1927年春，他轉進南京的東南年夜學（后改為中心年夜學）就讀，從此似乎再未回過北京。而1927年秋，牟宗三進學北年夜預科，兩年之后升進北年夜哲學系本科，1933年畢業。除了1936年秋冬至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因主編《再生》雜志而暫住北京之外，牟宗三后來也沒有再回過北京。由此來看，兩人就讀年夜學雖然均始于北京，但1927年兩人擦肩而過，并未在北京謀面。

 

唐、牟二人的初度相識，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但具體哪一年，似乎難以確定。蔡仁厚在其《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1939年條下中稱“是年，始與知友唐君毅師長教師見面。”[5]而何仁富所編唐君毅《年譜》則將此事系于1940年第1條下：“是年某日，唐師長教師與李長之師長教師相偕拜訪牟宗三師長教師。唐師長教師在重慶教導部任特約編輯，牟師長教師則在曾家巖編《再生》雜志。二人神交已久，但相見是這一年才開始，此后即常相往還。”[6]但據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牟宗三1940年1月已經赴云南年夜理個人空間，在張君勱（1887-1969）創辦的平易近族文明書院擔任講師。如所記此事無誤，則唐、牟二人的初度見面，似當在1939年春季之后與1940年之前。因1939年牟宗三先在昆明，春季始由昆明至重慶，再度主編《再生》雜志。[7]

 

對于初度見面，牟宗三1978年2月12日所作“悼念唐君毅師長教師”一文中曾有這樣的回憶：“我于抗戰初期，在重慶時，始認識唐師長教師。當時，他在教導部任特約編輯，我在曾家巖編《再生》雜志。一日，他與李長之師長教師相偕過訪。此后，常相往還。”[8]這里不僅指出了他們初度相識的時間和地點，同時也指出他們在那之后“常相往還”。[9]而之所以能夠“常相往還”，基于兩人之間的彼此欣賞和確定，所謂“好漢惜好漢”。對此，本文后面會有專門的考核，此處不贅。

 

初度見面之后，兩人在年夜陸期間過從最為親密的時光，是1945年秋至1948年秋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又可分為1945年秋至1946年春在重慶的中心年夜學，1946年春至1947年秋在南京的中心年夜學，以及1947年秋至1948年秋在無錫的江南年夜學三個階段。

 

1945年秋初，唐君毅在重慶的中心年夜學擔任系主任。[10]在他的極力推動之下，牟宗三終于得獲聘請，由成都的華西年夜學轉至重慶的中心年夜學哲學系任教，開始與唐君毅同事。當時，經唐君毅推舉并和牟宗三一道聘請至中心年夜學哲學系的，還有許思園（1907-1974）。[11]

 

1946年春，中心年夜學自重慶回遷南京。進秋，牟宗三輪值擔任哲學系系主任。此時，哲學系資深傳授方東美（1899-1977）因人員聘請事，與校方鬧意氣，久不上課。為學生的課業考慮，許思園等若干教師磋商，分擔了方東美的課程。結果，方東美以為是牟宗三的主張，就此心生嫌隙。1947年秋，在方東美的授意下，中年夜哲學系解除了牟宗三和許思園的聘請。唐君毅雖已不再擔任系主任之職，但據理力爭，仗義執言。在無法挽回的情況下，唐君毅辭往中年夜哲學系的教職，以示與牟宗三共進退。在這件工作上，正如后來蔡仁厚所言：“唐師長教師為了‘恰是非’，為了對伴侶作道義上的支撐，不吝離開母校，實充足地表現了一種情義極重繁重的古風。他以‘性格’對‘意氣’，為師友風義作了一次莊嚴的見證。”[12]關于此事，除了蔡仁厚在《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中有記載之外，當年中年夜哲學系的學生劉雨濤，作為親歷和見證者，其回憶可以說是第一手的來源，足資為證。[13]

 

1947年秋，牟宗三自願離開中心年夜學之后，轉任南京的金陵年夜學和無錫的江南年夜學，往來于南京和無錫之間。同時，唐君毅也應江南年夜學之聘，并擔任教務長。這是唐、牟兩位在無錫共處的一段時間。1948年秋，牟宗三應謝幼偉（1905-1976）之邀，赴浙江年夜學任教，而唐君毅則依照之前和中心年夜學的約定，回中心年夜學任教。根據唐君毅《日記》，1948年7月唐、牟二師長教師年夜多時間尚同在無錫江南年夜學；8月9日，唐君毅送牟宗三赴杭州浙江年夜學任教并一同拜訪在杭師友。兩人由無錫出發，經蘇州、嘉興至杭州。8月19日唐君毅離杭至上饒，赴程兆熊（1906-2001）鵝湖書院之約。[14]此后二人正式分處南京、杭州，直至1949年4月。而在1948年秋兩人開始分處南京和杭州小樹屋之前，唐君毅和牟宗三仍常相過從。僅在1948年7月和8月之間，兩人便屢次相聚。對此，唐君毅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

 

七月

 

二日，晴，與林（宰平）、韓（裕文）及錢賓四師長教師、宗三等赴太湖一游。

 

三日，陰，至宗三兄處與林、韓師長教師等談鎮日。

 

廿四日，晴，與蔭渭、宗三二兄談。

 

八月

 

二日，晴，與楊、牟二兄談。

 

九日，晴，與宗三、佛觀赴蘇州，夜宿張家花園夏令營。

 

十一日，晴，下戰書與教務組長及宗三、佛觀游靈巖天平，與母親一函。

 

十四日，晴，與宗三赴杭州，下戰書訪熊十力師長教師，夜宿環湖飯店。

 

十五日，晴，上午至熊師長教師處談，夜與宗三及謝幼偉泛船西湖。

 

十六日，晴，與宗三同至靈隱寺訪巨贊法師，夜宿其處。[15]

 

唐、牟任教江南年夜學期間，關于應該若何從事中國哲學這一問題，還和熊十力（1885-1968）在太湖之上發生了一次歷史性的談話。雖然重要的對話發生在熊十力和牟宗三之間，唐君毅卻也在場并有插話。這番對話被以“湖上一席談”的名字記錄了下來。從中可以看到，熊十力和牟宗三各執己見，而唐君毅站在牟宗三的一方。[16]

 

1949年4月7日，鑒于當時動蕩的時局，唐君毅和錢穆（18聚會場地95-1990）一道由上海搭船赴廣州。而就外行前，唐君毅仍專門于5-6日到杭州和牟宗三相聚。對此，唐君毅的《日記》記載如下：

 

五日，晴，與二妹赴杭，訪宗三，同游靈隱寺。

 

六日，晴，上午與二妹、宗三游西湖濱，午后返滬。

 

七日，陰，與錢師長教師同乘金剛輪赴粵。[17]

 

牟宗三也是4月離開杭州，由上海搭船至廣州。但具體哪一天，今朝似無確切記載。[18]在廣州，牟宗三和熊十力、唐君毅等一大量亡命途中的知識人短暫地匯合一處，然后各奔東西，有的從此天各一方，配合見證了中國社會宏大變遷的歷史關頭。不過，即使在這般動蕩和短暫的日子里，唐、牟兩位仍然堅持了緊密的聯系。

 

根據唐君毅的《日記》，5月4日是他和牟宗三在廣州初度見面的日子。這全國午，他們還一路往拜訪了伴侶。[19]5月4日、5日、7日、19日、23日以及31日這六天，兩人均有見面。他倆不僅一道往見了熊十力和其他友人，甚至還相互在對方的棲身之所借宿。無論是白日的聚處，還是晚間的連榻而眠；無論是對于個體自我，還是對于家、國、全國，可想而知，雙方一定有過深刻的晤談和交通。

 

四日，晴，上課二時，宗三忽來甚慰，下戰書與彼人城訪王淑陶后同至稚甫處。

 

五日，晴，上午寄錢與母親及廷光，并與宗三見訪二友，下戰書返校上課二時。

 

七日，晴，上午上課一時乃人城，與黃良庸、宗三、二妹同等至熊師長教師處，距廣州市五十里。

 

十九日，晴，宗三、稚甫來同至一處吃茶，下戰書考試。

 

廿三日，陰，進城訪宗三、稚甫宿其處。

 

廿七日，晴，宗三來宿此。夜鈔文二時。

 

卅一日，晴，進城至稚甫處，以宗三明日赴臺。[20]

 

牟宗三具體哪一天離開廣州赴臺，蔡仁厚的《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并無具體時間，只是說在“夏秋之間”。不過，根據上引唐君毅《日記》“5月31日”條，可知牟宗三由廣州赴臺灣是在6月1日。而到了6月7晝夜，唐君毅也和其二妹一路，搭船離開廣州赴噴鼻港。8月24日至9月9日，唐君毅曾短暫前往廣州。但他9月10日再度赴港之后，便再也沒有回過年夜陸。從此以后，唐君毅便和牟宗三兩人一道，開始了日后被稱為“海內新儒家”的人生。

 

三、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分處港臺時期

 

1949年6月，唐君毅和牟宗三由廣州分赴噴鼻港和臺灣之后，兩人各自開啟了長達十一年分別在港、臺兩地的性命歷程。1956年8月唐君毅訪臺期間，兩人得以重逢。除此之外，彼此一向未能謀面。在此期間，除了著書立說，唐君毅絕瑜伽教室年夜部門的血汗花在了新亞書院之上；牟宗三則先在臺北的臺灣師范年夜學任教，后于1956年轉至臺中的東海年夜學。不過，雖然這段時間兩人基礎不在一路，但一向都有書信往來。雙方以各自的方法彼此支撐，一道繼續從事護持和發揚中國思惟傳統的文明事業。

 

 

 

牟宗三致唐君毅信

 

1956年8月3日，唐君毅第一次訪問臺灣，終于在分別七年之后，再次和牟宗三在臺北見面。從3日起至29日離臺返港，唐君毅這次訪問在臺灣總共逗留了26天的時間。唐君毅到訪之處依序先后為臺北、金門、淡江、高雄、屏東、臺南、高雄、日月潭、臺中、臺北。訪臺期間會見的人物，除了方東美、張其昀（1901-1985）、徐復觀（1903-1982）、陳康（1902-1992）、蔣復璁（1898-1990）、黃建中（1889-1959）、沈剛伯（1896-1977）、程兆熊、李濟（1896-1979）、雷震（1897-1979）、張佛泉（1908-1994）、謝幼偉、孔德成（1920-2008）、吳俊升（1901-2000）、殷海光（1919-1969）、吳德耀（1915-1994）、郭廷以（1904-1975）、黃振華（1919-1998）、居浩然（1917-1983）及印順法師（1906-2005）等數十位學界翹楚之外，還有蔣氏父子和陳誠（1898-1965）等政要。而在這般忙碌的四處參訪以及這般密集的多方會客之外，唐君毅見面最多的人還是牟宗三。這里，我們將唐君毅《日記》中這段訪臺期間與牟宗三會面的記錄陳列如下：

 

三日，晴，乘機飛臺，下戰書五時到，下榻圓山飯店，迎接者甚多，年夜皆不相識。宗三、復觀亦來，彼等身體尚好。

 

五日，晴，上午至平易近評社與復觀兄訪方東美師長教師及陳康后至宗三兄處，彼已往平易近評社，乃又返平易近評社見宗三，與宗三同來有人文講會學生十數人，年夜體上氣度尚好。與宗三、復觀、朱世龍同等談后又至碧潭一游，下戰書歸與廷光一函。

 

十一日，晴，上午至師年夜為新亞研討所招生口試。赴立法院茶會，午赴報業公會宴，下戰書參加座談會，乃總結性質。繼赴師范年夜學人文友會講演一時半，略講人本身之學問之主要，心性之學，倫理之學，知人之學及本日之文明政治問題等。歸于青年不應只批評破壞為一炸彈，而當為一照明彈，一燈塔。

 

十三日，晴，上午參觀中心研討院并訪數研討者，午時應劉季洪、吳兆棠宴后訪四川同鄉會及內政部，四時赴設計考察委員會座談會，略說數語，五時赴鐵路飯店與數人商年夜陸救災會，救濟港澳知識分子。晚赴省府主席宴，再赴平易近主潮社，有宗三、復觀及不受拘束中國社之雷震同等在。

 

廿三日，晴，上午雷震、劉泗英師長教師、夏濤聲、柯樹屏來，繼與樹屏至宗三處午飯，見兆熊自山高低至宗三處，午飯后同赴指南宮一游，歸至旅館閑談。夜共赴鄧文儀約晚餐，九時半歸。

 

廿六日，晴，上午一學生季少齡來，繼赴平易近評社與人文友會學會議室出租生談，午時彼等請吃飯，下戰書與宗三及彼同等至一竹林中論學，夜應方東美師長教師約晚餐，十時返旅社與范仲元一函。

 

廿七日，晴，上午臺年夜哲學系學生江炳倫、張尚德、謝文孫來談，繼曾子友來，午時居浩然約午飯，下戰書睡，夜吳士選約晚餐，十時歸，宗三來談至深夜二時。

 

廿八日，晴，上午臺年夜學生劉述先、楊漢之來談并訪徐晴嵐、陶佩珍及殷海光，下戰書至佛觀、宗三處同至烏來，夜陳建中請吃飯。歸來新亞同學九人、王岳峰太太、方師長教師及陶佩珍與錢師長教師等分別來談。王澈為我收拾行李，并約新亞九位同學便飯。

 

廿九日，晴，晨宗三、方師長教師及宗三數學生同來旅館送行，八時半至機場，劉泗英師長教師、過鐘粹、朱世龍、王思曾及人文友會之學生數人亦來送行，九時起飛十一時半抵港。[21]

 

由此可見，即使唐君毅的過程緊湊、活動忙碌，牟宗三除了3日抵臺接機以及29日離臺送機之外，還與唐君毅至多有七次見面。并且，11日下戰書，牟宗三還特地邀請唐君毅至師范年夜學主講人文友會，為在臺北歷時兩年整的人文友會畫上一個完善的句號。[22]27晝夜晚，唐君毅在繁忙了一成天、早晨10點前往住處之后，仍與來訪的牟宗三相談至清晨2點。非交誼深摯，難以這般。

 

返港之后，與人談及與牟宗三闊別七年之后的這次重逢，唐君毅曾發感歎說：讀牟宗三的文章感覺是“肉身成道”；見到牟宗三自己時，感覺又是“道成肉身”。[23]在給牟宗三的信中，唐君毅也稱贊牟宗三在臺灣對年輕人的感化之功，所謂“承送行。盛情至感。弟此行雖在匆倉促中，但能與兄及諸同學聚談數次，亦屬不易。于機上回想臺北，思之悵惘。觀諸同學氣象，皆頗有向上凝集之志，可知兄精力感化，功不唐捐。弟亦當有以自勉，多與青年為友，以仰體古先圣賢之志。”[24]凡此種種，足見二人過從之密、友誼之厚。

 

既然分處港、臺兩地，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之間的聯系，只能通過書信往教學場地來。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間，唐君毅給牟宗三的書信至多有76封，牟宗三給唐君毅的書信也至多有67封。[25]需求指出的，在現行《唐君毅選集》專門收錄唐君毅給友人書信的第31卷《書簡》中，只收錄了唐君毅給牟宗三的18封書信。可是，僅從唐君毅的《日記》來看，他明確說起的給牟宗三的書信，已有57封。假如再算講座場地上牟宗三給唐君毅的書信中提到的唐君毅曾給他的書信，數量更多。這一問題將另文專門考核，此處不贅。

 

牟宗三1949年6月孤身一人渡海赴臺，并無家屬陪伴。兩岸隔絕之后，其實已是單身，生涯上無人照顧，且不免難免孤寂。對此，唐君毅雖然與其分處港臺兩地，卻一向牽掛。在1952年2月8日的《日記》中，唐君毅曾有“八日，晴，出外為宗三制衣”的記錄，[26]足見對牟宗三日常生涯的關心。而對于牟宗三的親事，唐君毅更是一向費心。例如，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復觀的信中，唐君毅請徐復觀為牟宗三的親事謀劃。他說：“宗三兄來函，言及其近來心情，精力只凝集于著書，現實生涯上太寂寞，有寧醇酒婦人之感。弟甚為掛念。其親事亟須想一辦法，使其精力趨乎順，否則將更趨高亢，社會亦更接不上。彼乃天賦型人，不易為人所清楚也。”[27]在1955年8月23日給徐復觀的信中，唐君毅再次請徐復觀助成牟宗三的親事，所謂“宗三兄之親事看兄等助其勝利。往年錢師長教師來此時即說其事。弟常在關念中。”[28]至于1955年12月17日給牟宗三自己的信中，唐君毅甚至邀請牟宗三假期至港散心。他這般寫道：“兄心境太寂寞，兄冷假中有暇，弟看兄先來港一游。來回路費弟處另有，弟處可住。（在校中講演數次，校中亦可送一點錢，即有一半以上旅費。此間學生亦多為敬慕。）這般先把心境散開，則精力上自易長新的生機。不知兄以為若何。”[29]其關懷之情、周密之意，溢于言表。在1957年1月25日給徐復觀的信最后，唐君毅還專門附言曰：“王貫之太太要想為宗三兄介紹其友為護士者，弟想宗三兄不用拒絕，彼有函與兆熊言此。”[30]至于1958年11月13日給徐復觀的信中，唐君毅談及了聽聞牟宗三親事有著落時的喜悅；該信同時也流露出，甚至其夫人謝廷光也曾一道為牟宗三的親事費心，所謂“宗三兄親事有期，甚慰。仲春前內子尚曾寫信與其臺灣同學囑代為物色淑女，今既有期，至可慶賀。”[31]而當由徐復觀處聽聞牟宗三親事已定時，唐君毅1958年11月14日回信徐復觀時又特別表現祝賀，并請錢穆赴臺時帶往賀禮，所謂“宗三兄婚禮想已期近，弟等皆不克來致賀。錢師長教師下月來臺，當請其略帶禮物以為紀念。”[32]到了1959年頭，牟宗三與趙惠元結婚，唐君毅又專門往信祝賀，并言婚后相處之道。[33]凡此種種，都可見唐君毅對牟宗三的親事一向關心。

 

生涯之外，兩人在文明事業上的彼此攙扶，更是不因分處兩地而有絲毫減弱。例如，1953年6月8日上午，唐君毅專門過海至港島，將牟宗三的書稿送至亞洲書店，盼望該書店能予出書。[34]7月28日，因亞洲書店不擬出書，唐君毅又專程將書稿取回，并批評亞洲書店為“真無前程之書店也”。[35]關于此事，唐君毅在給徐復觀的信中也曾說起，并請徐復觀詢問臺灣的世界書局，所謂“宗三兄年夜著，弟曾介至亞洲書店，因其曾索弟之淺顯文往印，故介與彼，然彼等終不識貨。淺顯者要，專門者即不要，皆從生意著眼。其心可諒。然中國社會上人人不讀書，則可悲。聞世界書局在臺頗有興趣印學術書，兄能介紹否？”[36]這部令唐君毅為之奔忙的著作，應該是1955年最後由高雄的強生出書社出書的《歷史哲學》。唐君毅曾專門為此書撰寫了介紹文章“中國歷史之哲學的省檢——讀牟宗三師長教師《歷史哲學》書后”，[37]發表于1955年11月的《人生》。而牟宗三也于1956年2月在《平易近主評論》發表了“關于歷史哲學：酬答唐君毅師長教師”，以示感謝與商討之意。

 

 

 

牟宗三師長教師書法（來源：臺灣師范年夜學數位校史館）

 

牟宗三曾于1954年8月在臺北的臺灣師范年夜學發起人文友會，[38]歷時兩年，至1956年8月因牟宗三春季轉至臺中的東海年夜學任教而中斷。人文友會草創之時，牟宗三曾將草案寄給唐君毅，征求其意見。[39]唐君毅在噴鼻港看到人文友會聚會的記錄時，表現了充足的確定。他在1954年10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昨得宗三所發起之人文友會數次聚會文記錄，覺宗三與其學生之問答已有宋明人講學之風，甚善事也。”[40]而前文說起，唐君毅1956年8月訪臺期間，百忙之中曾應牟宗三之邀，于8月11日主講了最后一次的人文友會。這一行為，更可以說是唐君毅以親身擔任主講的方法，表現了他對牟宗三創立的人文友會的最年夜支撐。

 

以文會友，是學人之間最常見的交通方法。在這一點上，唐、牟兩人也不破例。除了書信往來之外，兩人還互贈各自出書和發表的著作，甚至包含像人文友會的聚會文記錄這樣只需是形諸文字的東西。例如，僅在1951年8月和12月，唐君毅便曾有如下閱讀牟宗三著作的記錄：

 

八月

 

一日，晴，閱宗三邏輯典范。[41]

 

十仲春

 

二日，晴，上午閱宗三書，下戰書至母親處。

 

四日，晴，閱宗三國史精力解析。[42]

 

事實上，唐君毅對牟宗三出書和發表的幾乎一切著作都仔細閱讀，甚至出國訪問期間也曾攜書閱讀。這一方面，后文會有專門的考核。

 

當然，在這段彼此分處港臺兩地的歲月中，唐、牟兩人在文明事業上攜手同業甚至并肩作戰，最佳的例證表現在兩件事上。一件是兩人配合支撐徐復觀創辦的《平易近主評論》舞蹈場地，成為該刊最為重要的撰稿人；[43]另一件是兩人和張君勱與徐復觀一道，于1958年1月在《平易近主評論》聯名發表了成為現代新儒學綱領性文件的《為中國文明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關于后者，學界迄今已有不少的研討。[44]需求指出的是，該宣言的動議來自張君勱，執筆人是唐君毅，而重要的意思來自牟宗三。對此，唐君毅曾在給胡蘭成（1906-1981）的信中有明白簡要的交接。他說：“關于宣言事乃君勱師長教師發起，弟初不喜與人共列名宣言，乃彼等共推弟草擬，故全文實皆弟手筆。唯此中之意見則取于牟宗三兄者較多，如論政治科學等處，皆彼之文所嘗論。又成稿后佛觀兄亦有文字上之增改。”[45]作為執筆人的唐君毅能夠充足采納牟宗三的意見，也足見他們兩人在思惟觀念上的相知與相契。

 

對于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來說，文明事業與職業生活是彼此合一的。是以，唐君毅不僅在文明事業上和牟宗三相知相契，在職業生活方面，也一向對牟宗三多有支撐。前文說起，1945年唐君毅任中心年夜學哲學系主任時，曾盡力消除困難，聘請牟宗三至中心年夜學哲學系與其同事。而除此之外，兩人分處港臺兩地期間，唐君毅仍然一旦有機會便邀請牟宗三與其同事。例如，1959年，新亞書院獲得噴鼻港當局資助，將與崇基、聯合一并組建中文年夜學。得知新聞后，唐君毅立即往信張君勱，表現盼望邀請牟宗三、張君勱和謝幼偉前去任教，以擴展新亞的哲學系。他在11月5日給張君勱的信中寫道：

 

本年以噴鼻港當局原則上批準新亞與他校聯合設立中文年夜學，故毅前有計劃擬設法擴展此間之哲學系，看師長教師及幼偉、宗三同來。宗三兄已允來歲來此。……私衷當前吾人所能努力者乃重要在學術，現在新亞略具基礎，能湊集若干年夜體上情投意合之人，及若干書籍，配合講學，當可為后代留下若干種子。現書籍方面，毅正多方求購買若干絕版之東方哲學書。現有者約六七百冊，不在噴鼻港年夜學之下。但尚須充實。如宗三及師長教師能來此，可成一小局勢，亦不用活著界其他年夜學之下。[46]

 

嫉賢妒能之輩天然不用論，普通氣度不夠寬廣的學者，即使彼此的價值觀并不沖突，往往也并不愿意程度比本身高或與本身不相昆季的學者與本身在一個學術單位同事。這種情況，雖長輩對后輩，有時亦不克不及免；同輩之中，更是常見。而從1944年任職中心年夜學哲學系主任開始，1對1教學到1959年掌管新亞書院哲學系，只需一有機會，唐君毅便盡力邀請牟宗三到其主事的學術單位任教，與其同事，足見其好漢惜好漢的胸襟，絕非普通氣度促狹、小肚雞腸之輩可比。

 

上引唐君毅給張君勱的信中有“宗三兄已允來歲來此”的話，而此前牟宗三在1959年6月24日給唐君毅的信中，已有要唐君毅給其發聘書之言，所謂“此間已不成留，弟決定往港，亦不用說研討休假了。看兄即寄一聘書來。”[47]而到了8月4日，新亞書院正式通過了牟宗三的聘請案。在唐君毅的《日記》中，此事有明確記載。[48]至于令牟宗三決意赴港的緣由，除了他對當時東海年夜學中文系的一眾人等極其不滿之外，[49]作為摯友的唐君毅的邀約，不克不及不是一個主要緣由。于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終于離開臺灣赴噴鼻港任教，能夠像1944至1949年之間在年夜陸那樣，再次與唐君毅常相見面了。

 

四、1960年10月至1978年2月：共處噴鼻港時期

 

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達噴鼻港，[50]但并未到新亞書院任教，而是往了噴鼻港年夜學。直到1968年春，他才由港年夜轉至中文年夜學的新亞書院哲學系任教。不過，既然同在噴鼻港，牟宗三與唐君毅的相處，天然就遠較之前兩人分處臺港兩地更為直接和親密了。這段時期他們之間的來往和友誼，重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起首，是彼此之間的迎來送往。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達噴鼻港時，唐君毅不僅親自前去迎接，更是在接下來的幾天里一向陪伴：17日午時約牟宗三午飯；18日上午與牟宗三一道訪問同事；19日與牟宗三夜談；20日與夜校同仁一道宴請牟宗三；24日與牟宗三一道往看屋子；28日又為牟宗三租屋事與房東交涉，[51]可謂關懷備至。1964年3月28晝夜，牟宗三返臺灣東海年夜學客座時，唐君毅親赴機場送行。[52]1968年7月20日下戰書，牟宗三再次赴臺，唐君毅同樣親往機場送行。[53]1974年11月8日，已在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和唐君毅一道退休的牟宗三受聘返臺，唐君毅依然親赴機場送行。[54]而兩人沒有同時在噴鼻港的時候，如唐君毅至japan(日本)、american、韓國和歐洲治療眼疾或許講學訪問，以及牟宗三離港赴臺期間，雙方均堅持通訊聯系。

 

其次，是彼此之間的會餐晤談。在中國文明的傳統中，一路吃飯是感情聯系最為主要的方法之一。餐桌上的彼此面談和溝通，往往是處理工作息爭決問題最為卓有成效的方法。對于唐君毅和牟宗三這兩位平生的友人來說，這一點也不破例。除了前文說起牟宗三初抵噴鼻港的越日唐君毅即宴請之外，1教學960年10月牟宗三抵港至唐君毅病逝之前，兩人彼此見面至多在百次以上，此中一路會餐就占了相當的比會議室出租重。既有唐君毅約請牟宗三，也有牟宗三約請唐君毅。據唐君毅《日記》記載，似乎牟宗三宴請唐君毅的次數更多。[55]還有唐君毅剛剛約請不久，牟宗三又回請的情況。如1962年2月4日舊歷大年節，唐君毅專門約牟宗三及若干同事和同學一路過年，[56]同月14日，牟宗三便回請唐君毅一路晚餐。[57]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場合的一些會餐。例如：1960年11月6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夫婦等人一道至沙田錢穆處午飯；[58]1962年12月31日下戰書，唐君毅與牟宗三夫婦同等至沙田酒家飲茶，早晨又約牟宗三夫婦和程兆熊（1907-2001）一家同慶陽歷大年節；[59]1963年9月18日，唐君毅和牟宗三一道宴請張君勱；[60]1972年5月21日，唐君毅約牟宗三、徐復觀、程兆熊和劉述先一家午飯。[61]而假如說夜晚至家中傾談足以說明彼此之間的關系緊密，那么，這種行為在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間經常發生。僅據唐君毅的《日記》記載，兩人夜晚至對方家中傾談的次數，就在數十次以上。[62]

 

第三，是農歷新年之際的彼此賀年。農歷新年是中國傳統中最為主要的節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同在噴鼻港的日子里，兩人基礎上每年農歷大年節和除夕都會專門前去對方家中賀年，甚至一路在大年節之夜共進晚餐。例如，1961年是牟宗三來港之后的第一個農歷新年，2月14日大年節之夜，唐君毅便約了牟宗三以及幾名學生一路度歲。[63]1962年2月4日農歷大年節，唐君毅同樣和牟宗三以及若干同事、同學一道過大年節。[64]除此之外，1966年1月21日農歷除夕，唐君毅午時抽暇到牟宗三及程兆熊處賀年。[65]1969年2月17日農歷除夕，唐君毅同樣午后至牟宗三和程兆熊處賀年。[66]1970年2月5日農歷大年節，唐君毅還專門早晨了約了牟宗三和徐復觀等一路晚餐。[67]1972年2月15日農歷除夕，唐君毅下戰書到牟宗三、程兆熊等處賀年。[68]1976年8月11日，唐君毅檢查出癌癥；而就在當年2月1日，唐君毅依然到牟宗三及吳士選處賀年。[69]

 

 

 

唐君毅及夫人謝廷光、女兒唐安仁（1953.8）

 

第四，是兩家的結伴出游。對于像唐君毅和牟宗三這樣的愚人來說，除了教學之外，書齋生涯可以說占據了他們常日年夜部門的時光。據唐君毅的夫人謝廷光和女兒唐安仁回憶，唐君毅平時除了讀書、思慮和寫作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其它愛好，只是偶爾了解一下狀況電影，或許到郊外鄉間靜靜地坐著。后一種情況其實是一種思慮的狀態，看電影也只是放松身心。但有時候在看電影時，唐君毅也往往走神往思慮平昔在想的那些問題往了。至于牟宗三，除了讀書、思慮和寫作之外，大要只要下圍棋和漫步的愛好了。而即使下圍棋這一愛好，基礎上也是為了放松身心，并沒有真正投進心思。正如余英時在回憶與牟宗三對弈時的情況所言：“牟師長教師在哲學上極能沉思，但是他下棋則恰好相反，直是搜索枯腸、隨手落子。我信任他下棋重要是為了調劑他的哲學思慮，所以超出勝負之念，其境界近乎蘇東坡所說的‘勝固悵然，敗亦可喜’。”[70]但是，對于這樣兩位除了在各自的書齋之中讀書、思慮和寫作之外幾乎沒有什么其它愛好的愚人來說，卻有不時結伴出游的經歷。例如，1961年11月4日，雖然唐君毅剛剛病愈，仍感倦怠，下戰書且曾睡眠歇息。但夜晚牟宗三來訪，唐君毅依然與牟宗三一道，外出觀看煙花。[71]1963年1月6日，唐君毅與牟宗三夫婦、程兆熊、以及霸道家人同游年夜埔半春園。[72]1963年4月6日，唐君毅夫婦早晨與牟宗三夫婦及小孩一同看馬戲。[73]1965年8月29日，唐君毅夫婦又與牟宗三、程兆熊二夫婦及小孩沙田畫舫午餐后一道環游新界。[74]對此類活動，除了友誼深摯之外，生怕很難有其它的緣由來解釋了。

 

第五，是兩人配合組織東方人文學會，繼續在噴鼻港推動文明事業的建設。前文已經指出，自唐君毅和牟宗三訂交以來，兩人一向在文明事業上并肩作戰。即使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兩人分處港臺兩地期間，也同樣這般。兩人配合堅持為《平易近主評論》等刊物撰稿；牟宗三在臺組織人文友會，借唐君毅訪臺之便邀其為人文友會演講，作為人文友會的最后一次主講；尤其是兩人在《為中國文明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篇現代新儒學綱領性文獻的撰寫過程中所飾演的主要腳色，都是兩人攜手推動文明事業的表現。而牟宗三到了噴鼻港之后，兩人在文明事業方面不僅繼續攜手并進，並且一起配合更為親密。例如，唐君毅從1961年4月擬創辦東方人文學會開始，[75]便凡事皆與牟宗三協商，將牟宗三作為學會的聯合創辦人之一。[76]東方人文學會1961年11月在噴鼻港當局注冊，中間開過兩次籌備會議，[77]至1962年8月26日，才宣佈正式成立。而宣佈東方人文學會正式成立的場所，就在牟宗三的家中。當時與會諸人起首對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然后由唐君毅報告了學會的籌備經過。[78]在唐君毅的《日記》記載中，該會自1962年正式成立一向到1972年的十年間，但凡主要的活動幾乎都是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一道參與或掌管。例如，1963年9月28日孔子誕辰，人文學會初次在年夜會堂舉行演講，演講人是牟宗三。[79]1968年7月14日，人文學會連同哲學會在新亞禮堂召開熊十力的悲悼會，唐君毅報告熊十力生平，牟宗三主講熊十力的為學精力。[80]凡此種種，均可見二人在文明事業上的同船共濟。

 

第六，是牟宗三對病中唐君毅的關心和看望。1966年4月，唐君毅檢查出左眼視網膜嚴重脫落，醫生建議當即赴美治療。在美期間，唐君毅一面治療目疾，一面也參加了多項學術活動。如其4月15日《日記》所載：“十七日動手術，蒲月一日出院，住伍崇儉家。蒲月十三至哥年夜Seminar講話，蒲月廿日又往一次。二旬日后曾赴Princeton,Pennsylvania,Washington D.C.,Yale,Boston等處訪問兼一游，六月十二日往意利諾年夜學開明代思惟會。六月十八日赴三藩市，有唐冬明、張龍鐸來共住，六月廿七日往夏威夷，六月卅日赴東京，七月六日往京都，七月九日返噴鼻港。”[81]可謂席不暇熱。牟宗三應該是了解唐君毅在治療目疾的情況下還是這般繁忙，便專門往信勸唐君毅靜養。1966年6月1日，正在紐約的唐君毅便收到了牟宗三勸其靜養的來信。[82]唐君毅治療目疾的手術是勝利的，所以他7月9日便前往了噴鼻港。可是，大要由于過于繁忙，沒有很好地節制用眼和歇息，唐君毅的目疾7月16日有減輕的跡象。而這一天，牟宗三即曾專門前來探視。[83]1976年8月12日，唐君毅確診肺癌；[84]當月22日由謝廷光陪伴，赴臺北榮平易近醫院檢查并治療；9月9日動手術，住院至11月8日，后移至劍潭青年活動中間休養，至12月5日前往噴鼻港。牟宗三是年9月接收臺灣教導部客座傳授的聘請，11月抵達臺北。而就在抵達當月的24日，牟宗三便前去探視。唐夫人謝廷光在當天代筆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本日買來土雞煲湯，黃振華瑜伽場地陪著曹慎之、牟宗三、劉孚沖等來，毅兄一時興趣，說話太多，實有違養病之道。”[85]老友相見，天然非分特別高興，彼此說話多，是在所難免的。

 

1977年4月至1978年7月之間，牟宗三基礎上在臺灣客座。[86]但他1978年1月28日回港過年，結果適逢2月2日唐君毅在港病逝。兩位畢生的老友，在此中一位性命的盡頭，終于沒有再分處兩地。2月12日，在九龍世界殯儀館舉行唐君毅年夜殮儀式，由牟宗三報告其生平，為兩人平生的友誼劃下了句號。

 

五、彼此的確定、支撐和信賴

 

以上，勾畫和交接了唐、牟兩人的來往和友誼在三個分歧歷史時期的重要表現。接下來，考核兩人之間的彼此確定、支撐和信賴。

 

起首，是兩人之間的彼此確定。相識之初，牟宗三就認為唐君毅是“談學問與性格最相契的一位伴侶”。[87]他對唐君毅的第一印象是“藹然溫和，純乎學人之象”。[88]第二次見面，牟宗三對唐君毅的印象如下：

 

第二次相見，提到布拉得賴，我說：“我不懂他，亦不懂辯證法的真實意義畢竟在那里，若唯物辯證法實不成通，請你給我講一講，簡別一下。”他即約略講了幾句，雖然未幾，但我感覺到他講時頗費吞吐之力，我了解這須要有強度的內在心力往外噴。我立刻覺得他是一個哲學的氣質，有玄思的心力。這是我從來所未碰到的。我在北平所接觸聚會場地的那些師友，談到哲學都是廣度的、內在的、不費力的、隨便說說的，從未像他這樣有思辨上的認真的。我從此立刻覺得他所發表的文字并不克不及代表他。他確有理路，亦有理論的思辨力。我并且因著他瑜伽教室，始理解了辯證法的真實意義以及其應用的層面。[89]

 

同樣的回憶和確定，在唐君毅往世之后撰寫的弔唁文章中，牟宗三這樣寫道：

 

我知其精于黑格爾哲學。某次，請其略講年夜義，他乃縱談至英國新黑格爾派布拉得萊融化的辯證，覺其玄思深遠，興盛而出，我亦因此頓悟辯證之意義與其能夠之理據，并知唐師長教師確有其深度與廣度，非空洞小慧者所可比。讀哲學，須有慧解，亦須有真性格。唐師長教師平生忠于哲學，忠于文明幻想，當世無與倫匹，非性格深摯，慧解秀出者，不克不及至此。[90]

 

這里牟宗三所謂“我亦因此頓悟辯證之意義與其能夠之理據”，是指出本身對于黑格爾的清楚遭到了唐君毅的影響。而在彼此長期的彼此交通中，影響是彼此的。例如，唐君毅曾說：

 

余初讀《明儒學案·近溪學案》及《近溪語要》（金陵刻經部刊本），于近溪求道之堅苦，即深致嘆服崇仰之意。然覺其言如龍蛇夭矯，抓拿不住。又若解纜放船，順風張失落，疑其泛無歸宿，而加以輕忽。后以友人牟宗三師長教師，于《盱壇直詮》（復性書院重刊）深加推許。常與余談論近溪之意。乃一細讀《盱壇直詮》，漸略識其旨歸地點。[91]

 

顯然，此處唐君毅是說，本身對于羅近溪思惟的清楚，從覺得“抓拿不住”而“加以輕忽”到“漸略識其旨歸”，是遭到了牟宗三的影響所致。

 

1978年2月12日，在九龍世界殯儀館舉行的唐君毅年夜殮典禮上，牟宗三向參加典禮者報告了唐君毅的生平，并向唐君毅贈送了這樣的挽聯：

 

平生志愿純在儒宗，典雅弘通，波瀾壯闊；繼往開來，聰明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力注于新亞，仁至義盡，心力瘁傷；通體達用，性格事業留人間。[92]

 

這副挽聯不僅是對唐君毅平生的描寫，更是對他的確定。不過，最能充足體現牟宗三對唐君毅的高度確定的，應該是“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這一稱呼。

 

唐君毅過世之后的第十天，牟宗三撰寫了“悼念唐君毅師長教師”一文。這篇文章表現了牟宗三對唐君毅最為充足和完全的評價和確定。此中，牟宗三將唐君毅稱為“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他說：

 

唐師長教師是“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亦如牛頓、愛因斯坦之為科學宇宙中之偉人，柏拉圖、康德之為哲學宇宙中之偉人。吾這里所謂“文明意識宇宙”與通俗所謂“文明界”分歧，文明意識分歧于文明。這一個文明意識宇宙是中國文明傳統之所獨辟與獨顯。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質損益，經過孔、孟內圣外王成德之教，而開辟出。此后中國歷史之發展，盡管有許多波折，無能外此范宇，宋明儒是此宇宙中之偉人，顧、黃、王亦是此宇宙中之偉人。唐師長教師是我們這個時代此宇宙中之偉人。唐師長教師不是此宇宙之開辟者，乃是此宇宙之繼承與弘揚者。沒有科學傳統，不克不及有牛頓與愛因斯坦之為科學宇宙中之偉人；沒有希臘哲學傳統，不克不及有柏拉圖與康德之為哲學宇宙中之偉人。同樣，沒有中國文明傳統，亦不克不及有唐師長教師之為此時代所須要弘揚之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唐師長教師之繼承而弘揚此文明意識之內蘊是以其全幅性命之真性格頂上往，而存在地繼承而弘揚之。“彼其充實不成以已。……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吾再重述此數語以為唐師長教師性命格范之寫照。他是盡了此時代之任務。[93]

 

唐師長教師可以作事，亦有作事之興趣。可是他之作事不是政務官之幹事，亦不是事務官之作事，亦不是反動家之作事，而乃是立于文明意識之立場來作事。他之參與新亞校政以及承擔了新亞后期之苦楚奮斗與悲劇結束，皆是以文明意識之弘揚為佈景。參與新亞校政者多矣，不用皆有此文明意識，即或有之，亦不用能如唐師長教師之逼真與充其極。故到后來，幾等于只唐師長教師一人承當了這苦楚的奮斗與悲劇的結束。苦楚之所以為苦楚，悲劇之所以為悲劇，即在普通人之立場個人空間與唐師長教師之文明意識有距離，甚至可以說有沖突。……普通人之立場大略皆是事便、方便、智巧、恩仇之立場，很少有能忠于原則、忠于幻想者。唐師長教師身處此種沖突中，其奮斗之苦楚可想而知，其為悲劇之結束亦可想而知。唐師長教師可以作事，而其作事竟陷于此種局勢，此亦可說在這般之現實中是注定的。蓋他本不是事業宇宙中之偉人，而只是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94]

 

唐師長教師之文明意識可以表現而為新亞事業，但不等于新亞事業。此一意識可以在新亞表現，亦可以在別處表現，亦可以其他方法表現。他之對新亞一往情深，只是忠于原則，忠于幻想。若客觀言之，問值得不值得，這不是唐師長教師所顧及的。他之不考慮此值得不值得，而承當此苦楚與悲劇，正反應其文明意識之強烈。他在苦楚的奮斗中耗損了其無限的性命，但是其文明意識宇宙中的偉人成分卻永垂于不朽。[95]

 

有人認為，牟宗三將唐君毅稱為“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而不是“哲學意識宇宙中之偉人”，并不是一種最高的評價和確定，甚至隱含著對唐君毅的相對貶低。這種揣度是毫無根據且站不住腳的。事實上，對于應當若何懂得“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與“哲學意識宇宙之偉人”甚至其它種種意識宇宙中之偉人相較，何者為高何者為低？牟宗三自己便有明確的說明。就在“悼念唐君毅師長教師”這篇文章中，牟宗三在上引文字之后立即又說道：

 

我前文說他不是事業宇宙中的偉人；他作事不是政務官之作事，亦不是事務官之作事，亦不是反動家之作事。他無汗馬功勞，亦無經國年夜業。他亦不是什么專家，他更不是所謂名人。如是，銷用歸體，他卻恰是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他的平生可以說純以繼承而弘揚此文明意識之傳統為職志；他在適應時代而對治時代中張年夜了此文明意識宇宙之幅度，并充實了此文明意識宇宙之內容。他之博通東方哲學，并時以哲學思慮方法出之，只是為的“適應時代，輔成其文明意識，惹人深廣地悟進此宇宙”之設教的便利。是以，若專狹地言之，或以東方哲學標準權衡之，他能夠不是一個很好的東方式的哲學家，雖然他有很深遠的哲學性的玄思（此哲學性的玄思發自其文明意識宇宙中之慧解并融化于此慧解）；是以，他不是哲學宇宙中的偉人，如柏拉圖與康德等，他越過了哲學宇宙而進至了文明意識共享會議室之宇宙，他成了此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中國人沒有來由非作東方式的哲學家不成。中國式的哲學家要必以文明意識宇宙為佈景。儒者的人文明成、盡性知命的成德之教在層次上是高過科學宇宙、哲學宇宙甚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的；但是它卻涵蓋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唐師長教師這個意識特別強。吾與之相處數十年，知之甚深。吾有責任將他的性命格范彰顯出來，以昭告于眾人。故吾人于悼念其無限性命之銷盡之余，理應默念而正視其文明意識宇宙中偉人之成分。[96]

 

這里，對于“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的含義，以及它“高過科學宇宙、哲學宇宙，甚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以及“卻涵蓋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牟宗三說得很是明白。不過，為了防止誤解，牟宗三在1979年5月又專門寫了一篇“‘文明意識宇宙’一詞之釋義”，發表于《鵝湖月刊》，特別對此做出了進一個步驟的解釋和廓清，也可以說是重申了他在“弔唁唐君毅師長教師”一文中對于“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一詞的界定。由其所言，我們可以看到，“文明意識宇宙中之偉人”一語，可謂牟宗三對唐君毅至高無上的評價和確定。這一點，牟宗三在后來唐君毅去世十周年所做的講辭中，[97]以及1991年為臺灣學生書局出書的《唐君毅選集》所做的“序”中，都有反復的申說。

 

同樣，較之牟宗三對唐君毅的高度確定，唐君毅對牟宗三也給予了高度的確定。并且，唐君毅對牟宗三的確定不僅更為具體，並且在分歧的情況下有著分歧的表現。

 

前文說起，唐君毅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復觀的信中稱牟宗三為“天賦型人”。別的，他在給徐復觀的信中，不僅稱贊牟宗三和徐復觀都是“真人”，所謂“人皆有弊病，但真則病疾皆可見。熊師長教師歐陽師長教師之長處在真，兄與宗三兄亦是真也。”[98]更是確定牟宗三特別擅長傳統中國學人所完善的概念思慮，所謂“中國舊式學人，罕能做概念式之思維。弟之天性，亦不適此，乃勉強學之，以矯其所偏。宗三更長于此。”[99]唐君毅的這一確定，在他的《日記》中也曾有明確的記載。例如，在1971年1月18日這天的日記中，唐君毅曾對幾位親密友人各自的長處做過如下的描寫：

 

兆熊論花草草木田園之文可親，胡蘭成論中國平易近間生涯之文可喜，宗三論義理之文能斬截，復觀論世風之文能疏浚，皆非我所及也。然我之為文無定體，唯依義以為體，亦能知分歧文體之各有其用。唯才力缺乏盡各體之文之用耳。[100]

 

這里所謂“宗三論義理之文能斬截”的話，是特別指出牟宗三擅長概念性的哲學思慮和文字表達。這顯然是唐君毅對于牟宗三的確定。此外，唐君毅在與別人討論學術問題時，常引牟宗三之見為同志和援軍。如與勞思光論宗教，所謂“宗三師長教師所謂之祭皆所以通神明之道，亦充達吾人之仁心，以澈幽明，而無所不至其極之道也！”[101]再如，1961年11月7日與胡蘭成論中國君主制，所謂“中國過往君主制下之罪孽，昔王船山及今之友人牟宗三兄均論之甚痛切。”[102]凡此種種，亦足見其對牟宗三的確定。

 

還有一例，來自親歷者的觀察。20世紀50年月曾經在新亞書院選修過唐君毅課程的余英時回憶說：“最後我并不知有牟師長教師其人，第一次聽到他的姓名來自唐君毅師的講演。唐師長教師推重他是中國唯心論哲學家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后來在唐師長教師的論著中，我更進一個步驟清楚到他們同出自熊十力年夜師門下，思惟上契合無間。這樣我才開始讀牟師長教師的作品。他除了是《平易近主評論》的一位基礎作者之外，噴鼻港的《人生雜志》和《祖國周刊》也經常有他的文章。他有關中國文明和人文主義之類的文字，頗能與唐師長教師《中國文明之精力價值》及《人文精力之重建》相互印證。”[103]從這里余英時的回憶來看，既可見唐君毅對于牟宗三的高度確定，亦可見兩人之間的高度契合。

 

其次，是兩人之間的彼此支撐。前文說起，就職中心年夜學哲學系主任之后，唐君毅所做的一件主要人事設定，即是戰勝種種阻力，以高于本身的薪資聘請牟宗三前來任教。[104]而當牟宗三遭遇不公平對待，無法續聘時，唐君毅又與其共進退，可謂義薄云天、肝膽相照。事實上，在此之前，牟宗三承擔華西年夜學的教職，作為其“獨立教書之始”，也是得自于唐君毅的推薦。對此，牟宗三自己在“熊十力師長教師回想會講話”中回憶道：“正個人空間好那時唐師長教師回到中心年夜學教書，他介紹我到成都華西年夜學當講師，我便往了，這是我獨立教書之始。”[105]牟宗三1968年由噴鼻港年夜學轉至中文年夜學，也是在唐君毅的極力斡旋之下達成的。唐君毅曾為此事專門請陳榮捷（1901-1994）致函中文年夜學校長李卓敏（1912-1991），推介牟宗三。[106]這幾件事，足見唐君毅對牟宗三的支撐。

 

還有一件工作，也頗能反應唐君毅對牟宗三的支撐。唐君毅活著時，和japan(日本)與歐美學人多有學術交通，在海內中國哲學界的著名度也相對更年夜。是以，他經常收到海內學界的邀請。1962年，japan(日本)學者和崎博夫代表其掌管的學會欲邀請唐君毅、牟宗三兩位訪日。在1962年10月10日致和崎博夫的信中，唐君毅則建議起首邀請牟宗三。他說：“宗三師長教師未嘗訪候貴國，此次若有機緣，弟甚盼彼能前來，藉茲交換意見。弟則來日方長，另圖良晤，不用期在今秋也。”[107]無論此事最終結果若何，唐君毅的這一行為，既顯示了他為人的正人之風，[108]也是他一貫支撐牟宗三的表現。

 

至于牟宗三對唐君毅的支撐，我們僅舉三例。1958年1月19日，唐君毅給謝幼偉的信中寫道：“弟年來之所專心，則在本天心超出而兼內在于人心之義以論人之宗教性的祭奠之必須，兼以祖宗與圣賢為對象，而主復興中國之三祭，即祭六合、祖宗與圣賢之禮（此點頗為宗三兄所批準，而眾人多以為遷闊者）。”[109]這里，唐君毅特別用括號標出，他復興“三祭”的主張“眾人多以為遷闊”，卻獲得了牟宗三的贊同。這種在價值、思惟上的同志，對于像唐、牟這樣的學人來說，顯然是最年夜的支撐。

 

此外，在1969年8月13日這天的《日記》中，唐君毅寫道：“十三日，晴，到校中辦公，并勸宗三兄任新亞哲系主任。”[110]從這里的“勸”字可見，起首，唐君毅并非此日才有盼望牟宗三擔任系主任的預計。在此之前，他一定和牟宗三說起過此事。其次，牟宗三最後是未必愿意承擔這一任務的。可是，根家教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他1969年起擔任了哲學系主任一職，直至1974年7月在任上與唐君毅一道退休。牟宗三生平不像唐君毅那樣有承擔事務性任務的熱忱，所以極少承擔行政方面的任務。可是，當唐君毅表現盼望他承擔中文年夜學哲學系主任之職時，牟宗三是接收的。這足以視為牟宗三對唐君毅的支撐。

 

第三個例子是，1972年6月，牟宗三赴會夏威夷之后經臺北返港。在臺北短暫逗共享空間留期間，中國文明年夜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和哲學研討所所長謝幼偉，專程前去牟宗三的下榻處，奉上華岡（中國文明年夜學）傳授的聘書，請其退休后返臺任教。[111]是以，1974年7月牟宗三從噴鼻港中文年夜學退休之后，10月即前往臺灣，至文明年夜學任教，并在臺灣各地高校巡回講學。[112]但是，1975年4月18日，早已獨立于中文年夜學之外的新亞研討所決定聘請牟宗三等擔任專任研討傳授。[113]在這種情況下，牟宗三旋即前往噴鼻港，至新亞研討所任職。[114]這一舉動，顯然也是對唐君毅的支撐。

 

其三，是兩人之間的彼此信賴。唐君毅對于牟宗三的信賴，可舉兩例。1959年5月23日，唐君毅在給徐復觀的信中談及本身《哲學概論》一書的審查事時，特地舉薦牟宗三。他說：“弟之《哲學概論》稿仲春前寫完，已交孟氏會，聞彼等近已請謝幼偉審查。弟原意是會議室出租最好由宗三兄為審閱，但亦未便自薦審查人。如宗三兄有暇，能否函幼偉，請其寄與宗三兄一閱。此雖是教課參考性質之書，但牽涉亦廣，尤以對東方知識論方面，宗三兄為一閱，可減少謬誤。”[115]在此信中，唐君毅認為書稿經牟宗三審閱，可減少錯誤，足見他對牟宗三的推許和信賴。

 

另一例是唐母在年夜陸往世的新聞傳到唐君毅家中時，他們夫婦的反應和應對方法。1964年2月27日晚，唐君毅二妹唐至中自蘇州來電報至唐君毅家中，告訴其母過世。當時的情況，在唐夫人接下來幾日因唐君毅居喪而代筆的日記中，是這樣描寫的：

 

一九六四年仲春二十七晝夜得電報，知阿婆已于仲春廿六日即甲辰年元月十四日病逝蘇州，時毅兄不在家，我與安兒驚惶掉措，電話告訴牟宗三師長教師及鄭力為同學，他們瞬間即來，我請鄭君往接毅兄，并囑暫勿言母逝新聞，只言家中有事請早回家，但毅兄已知乃不幸之事也。鄭君言：“師長教師全身戰栗，幾不克不及行動。”鄭君攙扶歸來，毅兄支撐不住，仆倒地上。見牟師長教師期近頻頻呼喚：“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見母親。”至情至性。此時牟師長教師亦無言相慰。夜既深，牟師長教師與力為同學離往。[116]

 

在唐夫人這里的記錄和描寫中，她遽聞兇訊的第一反應，是打電話給牟宗三；事母至孝的唐君毅聽聞兇訊時的哭訴對象不是別人，也是牟宗三。若非平昔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情感至深，在唐君毅的眾多友人之中，唐夫人不會在第一時間只打電話給牟宗三一人；牟宗三也不會當即趕至唐君毅家中；而唐君毅在無比痛心之余，也不會向牟宗三這般哭訴。僅此一例，已足見唐君毅夫婦對于牟宗三發自內心的信賴。而這種信賴，假如沒有唐、牟兩人之間長久的深摯情感為基礎，是難以樹立的。

 

 

 

1991.8.25，噴鼻港牟宗三師長教師居所，牟師長教師與參加“宋明儒學與佛老學術會議”之港臺學者閑話家常。

 

至于牟宗三對于唐君毅的信賴，最為鮮明的反應，是牟宗三毫無保存地向唐君毅裸露和分析本身的內心和感情世界，尤其是他在倍感性命虛無、感情沒有依靠的時候。毫無疑問，假如沒有實足的信賴，牟宗三難以這般。而對于牟宗三的傾訴，唐君毅常常都能夠報之以同情的懂得和共鳴。關于這一方面，鑒于我之前在相關的研討中有過專門的考核，[117]此處就不再復述了。

 

需求指出，確定、支撐和信賴這三個方面的分別，只是相對而言。事實上，這三方面是彼此滲透、交織在一路而無法截然區分的。換言之，三者不過是深摯且堅固的友誼這一種東西在分歧情況下的分歧表現罷了。

 

六、著作的彼此閱讀和欣賞

 

純粹學人彼此之間的確定和欣賞，最主要和最直接的表現和方法，生怕莫過于彼此深刻閱讀對方的著作。這當然也是彼此之間友誼的反應。就此而言，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位愚人也并不破例。

 

隨著對于現代新儒學研討的推進，尤其是一些曾經親炙過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等前輩學人的學者的研討，讓我們在對前輩學人之間若何彼此閱讀和欣賞對方著作這一問題能有充足清楚之前，先對前輩學人之間的若干差異和彼此批評有所認識。不過，在我看來，清楚前輩學人之間的差異和彼此批評，對于較為完全和深刻地認識現代新儒學當然是無益的；但與此同時，也需求充足清楚他們之間畢生情投意合的具體表現，或許說他們之間的友誼畢竟具體表現在哪些處所。假如對此不克不及有具體和詳實的清楚，對于現代新儒學的認識，顯然也不克不及說是充足的。正如本文開篇所說，我之所以要特別對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平生的友誼進行專題研討，恰是由于以往對此并無專門的考核。而這一部門對于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彼此閱讀和欣賞對方著作的探討，天然也是這一專題研討的需要組成部門。

 

起首，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狀況唐君毅對牟宗三著作的閱讀和欣賞。由于唐君毅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對牟宗三著作的閱讀，包含什么時間讀過牟宗三的哪些著作，在其現存的《日記》中都有記錄。這里我要著重考核的，是唐君毅對牟宗三著作的確定和欣賞。

 

唐君毅不止一次表現過對牟宗三著作的確定和欣賞。例如，1958年1月19日，在給謝幼偉的信中，對于牟宗三的《認識心之批評》和《歷史哲學》，尤其是前者，唐君毅就表達了本身如下的見解。他說：

 

弟對宗三兄之《認識心批評》一書，認為真足以扭轉羅素至邏輯實證論以下之東方哲學潮水，而重建康德之重超出感性之義，亦重開由純粹感性至實踐感性之門。對其《歷史哲學》一書所提之主體不受拘束之三態與三種精力，亦甚信服。[118]

 

這里，“足以扭轉羅素至邏輯實證論以下之東方哲學潮水，而重建康德之重超出感性之義”以及“重開由純粹感性至實踐感性之門”，顯然是極高的評價。

 

而在1968年10月6-8日，唐君毅再次閱讀了牟宗三的《認識心之批評》，表達了對該書的極年夜確定。他在10月6日的《日記》中說：“重閱宗三兄之認識心批評一書，以核證吾所寫之哲學筆記之思惟標的目的之同異收支。”[119]到了10月8日，一貫習慣于只寫寥寥數語的唐君毅，卻在《日記》中寫下了一長段對于《認識心之批評》的評價和感觸，認為該書超過了康德和羅素。他說：

 

此書確為超過康德羅素之年夜著作，我前讀之已忘，今重閱一道，覺于其義皆無阻隔，亦皆可極成，其所據之位置極高，故皆由上而下以陳義，故解人雖不易，然更能自矗立。私密空間我之所思所論，則皆由下而上，故繞灣太多，如環山而行，須歷長途方至于頂，亦意在使學者之逶迤而上。然語難盡意，亦可使人作歧想，此其所短也。[120]

 

至于唐君毅對牟宗三《歷史哲學》一書的態度，尤其是將其和徐復觀對于該書的見解相對照的話，更能體現出唐君毅對于牟宗三著作的確定和欣賞。前文說起，唐君毅1953年曾在噴鼻港試圖為牟宗三的《歷史哲學》書稿尋求出書社，但未被噴鼻港的亞洲出書社接收。事實上，此書最後在臺灣也面臨無法找到愿意接收的出書社這一問題。對此，徐復觀在1953年8月11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宗三兄之著作無法發表，一為時代風氣問題，一為個人著作之態度問題。前人及近代年夜哲，一書之成，皆鉗錘百煉。宗三兄有關中國歷史精力之著作，此中確有精意。然通體看來，只能算是初稿。在臺北，彼以此稿示熟悉之伴侶，無一人贊成為完成之著作者，又何怪書店乎？[121]

 

1955年7月14日，在《歷史哲學》剛剛出書之際，牟宗三曾在給徐復觀的信中附帶請其為《歷史哲學》“作一書評”。[122]但從上引1953年徐復觀給唐君毅的這封書信可見，徐復觀對該書是不以為然的。是以，徐復觀后來也沒有為此書撰寫書評。與此分歧的是，唐君毅不僅幾回再三為書稿介紹出書社，在該書出書后，又撰寫長篇書評“中國歷史之哲學的省檢：讀牟宗三師長教師的《歷史哲學》”，對此書予以高度的確定和推介。唐、徐兩人對待牟宗三《歷史哲學》的分歧態度，也許是由于徐復觀底本不喜歡抽象的哲學著作。但無論若何，唐君毅對于牟宗三此書的推許，是顯而易見的。也正是以，他才會批評那些沒有接收牟宗三著作的出書社為“不識貨”、“沒前程”。

 

唐君毅對牟宗三著作的重視，還表現在他即便到海內訪問期間，亦曾攜牟宗三的著作閱讀。1969年6月14日至7月28日，唐君毅在夏威夷參加東西哲學家會議。會議期間的19至21日，唐君毅閱讀完了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一書。在6月21日閱畢該書所寫的《日記》中，唐君毅雖然認為牟宗三論宋明儒學與本身的見解“多有所收支”，但起首還是對牟宗三的著作做出了確定，稱其“為一年夜創作，有極精新處”。[123]

 

至于牟宗三對唐君毅著作的確定，由以下數例也足可見。1950年3月，唐君毅在《平易近主評論》一卷十九期發表“人類宗教意識之天性及其諸形態”一文，同年5月又在《幻想與文明》第九期發表“述本刊之精力兼論人類文明之前程”一文。[124]對此兩文，牟宗三在1950年5月4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有這般稱贊，所謂“兄兩文皆近代佳作，論宗教一文尤見年夜慧。第六段論宗教意識之發展，所言理境，為後人所未開辟，甚可貴也。”[125]1954年1月，唐君毅在《平易近主評論》五卷第一、二期連載“人類精力之過程”一文。[126]牟宗三則在1954年1月16日給唐君毅的信中，稱贊該文為“千門萬戶，一時俱活。”[127]而唐君毅的《人生之親身經歷》和《人生之親身經歷續編》，牟宗三也都表現稱贊。對于前者，牟宗三在1956年4月29日致唐君毅的信中稱“重讀一遍，尤覺親切。自我生長之路程最佳。每囑當年會友細讀，令作悟道之門。”[128]對于后者，則認為本身無法寫出，所謂“滴滴在心頭，而愧弗能道。”[129舞蹈場地]

 

1953年，唐君毅在正中書局出書了《中國文明之精力價值》一書。而牟宗三則在出書于1953共享空間年7月21日的《人生雜志》第5卷第8期，專門發表了“介紹《中國文明之精力價值》”一文。該文不僅介紹了《中國文明之精力價值》各章的要義，并對該書的貢獻做出了高度的確定。他不僅在文章開篇第一句即指出，“平易近國以來，對于中國文明作檢查的清楚者，無過于此書。”[130]更是稱贊該書“妙義絡繹，美不勝收。其義理之熟，聰明之圓，幾鮮有倫匹。”[131]

 

在唐君毅往世時所作的“弔唁唐君毅師長教師”一文中，牟宗三有這樣的回憶：

 

時唐師長教師與周輔成師長教師共辦《幻想與文明》雜志，其《品德自我之樹立》一書即在此雜志發表者，此為唐師長教師在國家之艱困與時風之衰敝中發正年夜之音的初聲。我當時則正完成《邏輯典范》一書，并即著手醞釀《認識心之批評》。我極欣賞唐師長教師《品德自我之樹立》中超拔之勁力與惻怛之襟懷，而唐師長教師亦謬許我對于邏輯之懂得分歧于時流。[132]

 

這里所謂“超拔之勁力與惻怛之襟懷”，顯然是對唐君毅《品德自我之樹立》一書極高的稱贊。

 

當然，對于對方的著作，兩人之間也并不是只要贊同。如1972年10月20日，唐君毅再讀牟宗三的《心體與性體》時，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其書乃一家言，與宋明儒者之本心或不相應。”[133]牟宗三也曾認為，唐君毅后來在新亞書院的事業上耗費過多心力，難免影響他的學術任務。例如，牟宗三1966年3月15日給徐復觀的信中說：“君毅兄博學，年夜體是三四十歲讀成的，近來他亦很難再仔細讀書了。故多模糊、不切、亦有未進處。浪費在新亞里面，似亦不甚值得。”[134]

 

不過，彼此見解分歧，[135]在學者之間本是常事，并不克不及由此否認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間對于對方著作的欣賞。從唐君毅平生不斷閱讀牟宗三的著作來看，他對牟宗三著作的欣賞和確定顯然是重要的。同樣，牟宗三也始終認為唐君毅的著作“有會通之識，此不成及”。[136]唐君毅辭世之際，其治喪委員會所撰悼詞，經牟宗三潤色而成，文中所謂“師長教師之學，體年夜思精；長于辨析，善于綜攝，馳騁于東西哲學之中，而一歸于中國圣賢義理之學。其著作奧衍浩瀚，馳鶩八極”，[137]顯然也可以說是牟宗三對唐君毅著作的最終評價。總之，那些在學術觀點上彼此見解的分歧，較之兩人之間平生的友誼而言，可以說是眇乎小哉的。[138]

 

并且，兩人之間由于關系親密，彼此都能夠在第一時間得知對方在學術研討方面的最新進展。這樣一來，一方的學術進展，對于另一方的學術任務來說，未嘗不會產生一種正面的激勵感化。由于同心專心專注于學術任務，基礎上沒有行政事務纏身，牟宗三自20世紀60年月以來，著作不斷，尤其是《才性與玄理》（1963）、《心體與性體》（1968-1969）和《佛性與般若》（1977）這三套關于儒、釋、道三家的專精之作，以及《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1971）和《現象與物本身》（1975）這兩部融會中西哲學的詮釋與建構之作，都不克不及不對唐君毅產生促動的感化。

 

事實上，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1966）、《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1968）、《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1973）以及《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1975），也恰是這段時期出書的。至于《性命存在與心靈境界》（1977），更是在其性命的最后兩年完成的。在“弔唁唐君毅師長教師”一文中，牟宗三認為唐君毅六冊《原論》的寫作稍欠從容，所謂“夫人之精力無限，若此等諸高文須費七八年之時間始能寫得成，則待退休后，從容為之，所成必更精純。今同時進行，稍掉從容之旨。一掉從容，便涉逞急。”[139]更多地是為之可惜，而不應懂得為批評。

 

無論若何，唐君毅能夠在“全部精力注于新亞，仁至義盡，心力瘁傷”（牟宗三挽聯語）的同時，仍能夠寫出六冊《原論》和兩冊《性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畢生摯友牟宗三率先出書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生怕不克不及不是一個主要的促動原因。恰是因為兩人對于對方的著作都極為欣賞和重視，也都認真閱讀，才會構成這樣一種彼此促進的局勢。而這種在著書立說方面值得稱道的彼此促進，不也恰是唐君毅和牟宗三這兩位彼此相知的純粹學人之間畢生友誼的題中應有之義和主要表現嗎？

 

七、結語

 

通過以上的考核，對于讀者來說，假如開篇提到的牟宗三所言“知我者君毅兄也”以及謝廷光的評論“小樹屋不愧為良知”不再是簡單和抽象的兩句話，而是具有了豐富且清楚的內涵；或許說，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平生的來往和友誼畢竟若何，不再是一個恍兮惚兮的問題，而在時空與經驗之流中經由一系列的情境和事務獲得了具體的提醒和展現，那么，本文為本身設定的目標便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當然，這個目標與其說是要“證成”牟宗三的“知我者君毅兄也”以及謝廷光所謂“不愧為良知”，不如說是要盡能夠“呈現”唐、牟兩人平生來往和友誼的豐富且清楚的內涵。就后者而言，詳考唐、牟兩人平生來往和友誼的林林總總，便不只是為了“證成”“相知”、“良知”這一觀念的東西和手腕，而自己即是本文作為一項歷史研討所要尋求實現的目標。不過，在完成了重建唐君毅和牟宗三平生的交誼這一任務之余，在本文結束的部門，我還盼望略贅數語，以表達我對兩人友誼以及關于友誼這一觀念的一點見解。既是觀察，也是感觸感染。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充滿著動蕩與流離。可是，就是在那樣一個年月和場所，中國的思惟文明界卻可以說是“天賦成群而來”。不過，若就中國哲學這一領域來說，尤其是對融會中西而具備了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來說，假如要選出整個20世紀最為杰出的中國愚人的兩位代表人物，恐非唐君毅和牟宗三莫屬。而歷史的因緣際會，剛好使得這兩顆同年誕生且同樣穎異過人的心靈，在而立之年相遇相識，此后相知相契，直到超過從心之年，[140]為現代中國哲學鑄就了兩座相依而立的豐碑。

 

我曾在黃山看到過被稱為黃山十年夜名松且列進“世界遺產名錄”的“連理松”，樹高20多米，一根而起，在離地2米處，分為兩樹，比肩而生，高聳并列。極為難得的是，兩棵樹粗細、高下幾乎一模一樣。以“連理”定名，天然因其同根而生。但在中文中，“連理”二字之喻，似乎已經專指男女之間親密的愛情關系，非指友人。不過，當我在撰寫此文時，不由心中涌起黃山之上所見“連理松”的意象。唐、牟兩位師長教師不恰是像那“連理松”一樣，在中國哲學傳統中一根而發、比肩并立而為兩顆參天年夜樹嗎？日人池田篤紀在其紀念唐君毅的文章中認為，牟宗三潤色而成的唐君毅治喪委員會悼詞“活寫出唐師長教師的抽像，不愧為摯友牟師長教師之手筆。我想牟師長教師也是同樣的人物吧。”[141]他的這句話，或許可以為我此處“連理松”的比方下一注腳。

 

牟宗三個性率直、高狂，熟習他的人對此眾口一詞。即使無緣親炙，從他存世的文字之中，“知言”者對此也能有深入的體會。唐君毅曾經稱牟宗三為“天梯石棧，獨來獨往，高視闊步，有狂者氣象”；[142]前文也說起，唐君毅曾在給徐復觀的信中稱牟宗三為“天賦型人，不易為人所清楚”。是以，能和牟宗三成為終生的厚交，很不不難。譬如對弈的雙方，必須子力相當，方能持續成局。事實上，雖然唐君毅為人溫厚有容，但就學問和思惟而言，他的骨子里也是自視極高的。[143]或許有人會說，既然這般，生怕兩人很難相處融洽。事實上，照我看來，這種流俗、未透之見，只適用于俗氣之輩、二流以下人物，完整不適用于唐君毅和牟宗三這種“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且氣性純粹的學人。[144]這般人物，可以分歧，卻一定相惜。不克不及相惜而相忌者，縱有宗師之名，也只能說并無登臨絕頂之實。真正登臨絕頂者，如獨孤求敗，四顧無人瑜伽場地，能見勢均力敵者，必同病相憐。

 

在儒家傳統中，“伴侶”位列“五倫”之一。雖居末位，但在中國歷史尤其儒家知識人的心靈史上，其位置實際上一向很高。尤其到了明代，作為“友道”的伴侶關系不僅經常超過了血緣關系，甚至有時比家庭關系更受青睞。往往只要在情投意合的伴侶之間，而不是在老婆兒女之間，一個學人才幹獲得更多心靈的安頓與安閒、精力的愉悅與滿足。相對于情投意合的伴侶關系，家庭關系有時甚至被視為一種負累。陽明學的翹楚王龍溪（1498-1583）便曾說：“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仆比擬狎，以習心對習事，沿襲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才離家出游，精力意思便覺分歧。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干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進。精力天然專一，意思天然沖和。教學相長，欲究極本身生命，不得不與同道相切劘、相觀法。同道中是以有所興起，欲與共了生命，則是眾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男人以六合四方為志，非堆堆在家可了今生。”[145]（《天柱山房會語》）這里的“同道”，即是指情投意合的友人。而像何心隱（1517-1579）《論友》那樣將“友道”推重備至的，并非孤例。當時甚至出現了“伴侶者五倫之綱”、“世間惟品德伴侶是真，余悉假偽”的論調。“友道”之主要，在明天足以獲得進一個步驟的經驗印證。假如說“友道”的基礎是“情投意合”，而“情投意合”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恰是“三觀吻合”。假如“三觀”分歧，尤其是價值觀彼此分歧甚至相悖，即便是具有血緣關系的親屬，也往往會“話不投機半句多”；而毫無血緣關系的伴侶，只需情投意合，彼此之間也常會產生“酒逢良知千杯少”之感。

 

其實，這種“友道”是人類歷史的廣泛經驗，絕非中國歷史獨有。驗之東方，其文明傳統對于“友道”的自覺和重視，甚至愈甚于中土。晚明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結交論》和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的《逑友篇》之所以能在中國廣為流傳，當然和當時儒家士人的強烈共鳴有關，更是東方文明傳統淵源有自的結果。例如，無論在亞里士多德還是西塞羅等人那里，都有關于“友誼”（friendship）的自覺檢查和深刻探討。

 

當然，良知之間那種心靈的高度契合，如伯牙和子期平地流水的故事所展現的，是世間難遇的友誼。惟其難遇，故尤可貴。不過，必須指出：良知之所以為良知，重在彼此的相知，即能夠充足清楚對方的心靈世界而能感同身受，所謂“同情”與“共鳴”；而不在于彼此之間不克不及彼此批評，更不在于雙方不克不及有所分歧。假如不克不及彼此批評，所謂“友直、友諒”（《論語·季氏》）就無從談起了；假如不克不及有所分歧，所謂“和而分歧”（《論語·子路》）、“千古圣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陸九淵集》卷三十四《語錄》上）的話，也不會從孔子、陸象山以及后來的歷代儒家口中說出了。像羅念庵（1504-1564）在其《冬游記》中生動記載的他與王龍溪一方面結伴山林、連榻而臥，另一方面毫無保存地裸露心跡、彼此批評的故事，也恰是儒家友道的經典案例。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唐君毅和牟宗三這兩位現代儒家愚人畢生的交誼，不僅為中國傳統的友道，也為人類友誼的歷史，增添了一個極佳而鮮活的例證。

 

注釋：
 
[1]《五十自述》，《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臺北：聯經出書公司，2003），第32冊，頁90。
 
[2]牟宗三曾在1955年5月27日給徐復觀的信中說：“吾等三數人談論極無隔閡，姚漢源、張遵騮、傅成綸等，惜乎未出。當此時代，能有我們這幾個人之相契，亦是一年夜因緣。”見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復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新亞學報》，第38卷，2021，頁323。其中所謂“三數人”，即指唐君毅、徐復觀和他本身。但在唐與徐之間，牟宗三又和唐君毅更為親密。
 
[3]1956年8月，唐君毅初赴臺灣，與牟宗三在分別七年之后初次重逢。應牟宗三之約，唐君毅擔任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主講。這是其講話中的話，整句為“講友道，除了友全國之慈善家，還要‘尚友千古，下友百世’。這必須以道通之。如我與牟師長教師，從時間上說，分別已經七年；從空間上說，海天茫茫，地隔千教學里。而我們在心靈上卻是比來的。”參見“人學——人文友會第五十次聚會講詞”，《哲思輯錄與人物紀念》，《唐君毅選集》（北京：共享會議室九州出書社，2016），第8卷，第66頁。
 
[4]唐君毅夫人謝廷光密斯在唐君毅往世次年所作“憶先夫唐師長教師”一文中，稱牟宗三為唐君毅的良知，所謂去世“牟宗三師長教師報告你生平，情辭真摯，不愧為良知。”《唐君毅選集》，第38卷，《紀念集》（下），頁517。
 
[5]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32冊，頁9。
 
[6]《年譜》，《唐君毅選集》，第34卷，頁87-88。
 
[7]牟宗三最後主編《再生》，是1937年在北平。
 
[8]《時代與感觸感染》，《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3冊，頁296。
 
[9]牟宗三1940年1月離開重慶赴云南年夜理，具體哪一天《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中并未確定。理論上來說，除非牟宗三1月1日即離開，否則，假如1月之中牟宗三離開之前與唐君毅見了面，則何仁富將兩人初度見面定在1940年頭，仍可成立。可是，假如兩人只要一面之緣，牟宗三即赴年夜理，然后到1942年秋才再回重慶，則這段期間之內，唐、牟兩人便只能書信往來。這樣一來。牟宗三所謂“此后即常相往還”，便似無從說起。顯然，就這里的語脈來看，“此后”即指兩人初度見面之后。假如一面之交以后，便立即相隔兩年才再次見面，就算期間書信不斷，似乎也難以說得上“此后即常相往還”。所以，將兩人初度見面的時間定在1939年春季至年末之間，較為公道。
 
[10]唐君毅正式回到中年夜任教在1940年，參見其“憶南京中心年夜學”，《唐君毅選集》，第16卷，《新亞精力與人文教導》，頁177。
 
[11]關于許思園其人的生平與學術，參見張志宏：“許思園傳授和他的學術研討”，《文史哲》，1986年第3期，頁2；何中華：“在東西互參中體認中國文明真諦——許思園師長教師有關學術思惟述評”，《文史哲》，2011年第5期，頁246-253。
 
[12]蔡仁厚：“唐君毅師長教師的生平與學術”，《唐君毅選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225。
 
[13]劉雨濤：“我所認識的唐君毅師長教師”，《唐君毅選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161。
 
[14]唐君毅赴程兆熊鵝湖書院事，見程兆熊：“唐君毅師長教師與鵝湖“，《紀念集》（上），頁53-58。
 
[15]《日記》（上），《唐君毅選集》，第32卷，頁3-5。
 
[16]“湖上一席談”的文本涵義（meaning）剖析及其哲學史意義(significance)需另文專論，此處不及。
 
[17]《日記》（上），頁20。
 
[18]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17。牟宗三自述是和謝幼偉一道從杭州到上海，然后搭船到廣州的。見其“熊十力師長教師回想會講話”，《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3冊，《時代與感觸感染》，頁287。
 
[19]“四日，晴，上課二時，宗三忽來甚慰，下戰書與彼人城訪王淑陶后同至稚甫處。”《日記》（上），頁21。
 
[20]《日記》（上），頁21-23。
 
[21]《日記》（上），頁170-175。
 
[22]關于這次人文友會的較為詳細的情況，參見陳修武：“感愧與懷念”，《紀念集》（上），《唐君毅選集》，第37卷，頁243-244。
 
[23]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22。
 
[24]《書簡》，《唐君毅選集》，第31卷，頁127。
 
[25]牟宗三給唐君毅的部門書信沒有支出《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但保留在中研院中國文哲研討所，曾經黎漢基收拾并編號。
 
[26]《日記》上，頁74。
 
[27]《書簡》，《唐君毅選集》，第31卷，頁59。
 
[28]《書簡》，頁75。
 
[29]《書簡》，頁124。
 
[30]《書簡》，頁87。
 
[31]《書簡》，頁91。
 
[32]《書簡》，頁93。唐君毅之所以先由徐復觀而非牟宗三自己處得知牟宗三的親事，牟宗三在1958年12月2日給唐君毅的信中有所解釋，所謂“佛觀兄謂已告兄。弟所以遲遲告訴，是以種事皆多變。若再有變化，亦命也。”牟宗三之前相親屢次，有時他本身覺得會成，但最終均未勝利，不免難免沮喪。故此次沒有早早告訴唐君毅。關于牟宗三此前親事的波折多變，最終無果，參見彭國翔：“牟宗三的感情世界及其覺情說”，《人文學衡》（杭州：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9），第一輯，頁264-312。
 
[33]“知兄婚期有日，毋任欣喜。古人以姻緣由前生定，蓋實有之。前佛觀兄來函，謂交流對方性情與兄尚能契合，只此便足。兄多年生涯上獨來獨往，此對兄之學問與精力之樹立亦有相資之處。惟日常生涯不與人共，則此形而下者亦不克不及得其廣泛化之路道，要非正常之道。惟彼此年齡已長，則生涯習慣之相互調協，在婚后亦須一段時間。弟昔亦個人肆意慣了，及今起居飲食仍無必定規則。兄于此或較為好，但亦須先知婚后在一段時期中若干齟齬將為必不成免者。日久在情愛之外恩義自生。國運這般，兄本日之姻緣亦好像在患難中之姻緣，更當愛護慶賀。弟本看兄及兆熊兄來港一行，校中懸此不定。依中國傳統婚后仍當求宜其室家，弟亦不看兄現在來。日前安安尚謂要來臺吃喜酒，實不成能。唯有遙祝恩惠無極罷了。”《書簡》，頁133。
 
[34]“八日，陰，上午過海送宗三書至亞洲書店”,《日記》（上），頁99。
 
[35]《日記》（上），頁101。
 
[36]《書簡》中，唐君毅致徐復觀的此信系于1952年8月6日。但《日記》記載唐君毅在噴鼻港為牟宗三書稿聯系亞洲書店事在1953年6月。而由唐君毅致徐復觀的信中所述來看，致徐復觀信只能在此之后，不成能在1952年。此信註釋有“弟近見俄人Berdyaev所著Destiny of Man”句，而《日記》載唐君毅1953年8月4至7日讀完此書。兩相印證，可知此信當在1953年8月。可是否寫于8月6日，待考。因8月《日記》中僅載8月25日寫信給徐復觀，故此信有能夠寫于8月25日，但亦有能夠6日有信而《日記》未記。若此信原件題名每日天期為8月6日，則為1953年8月6日無疑。
 
[37]此文收于《歷史哲學》附錄一，《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9冊。
 
[38]人文學社始自1951年夏，1954年8月改為“人文友會”。見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18；頁20。
 
[39]唐君毅1954年8月14日給牟宗三的復函稱“八月十三日示敬悉。人文友會草案中義，弟自無不贊同。”《書簡》，頁118。牟宗三8月13日給唐君毅的信中也的確言“比來聚集若干學生，成立人文友會。……茲有一年夜綱送上，盼兄斧正。”見牟宗三1954年8月13日致唐君毅信，編號32。
 
[40]《日記》（上），頁124。
 
[41]《日記》（上），頁63。
 
[42]《日記》（上），頁69。
 
[43]牟宗三在“弔唁徐復觀師長教師”中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十余年間是《平易近主評論》之時代。吾與唐君毅師長教師許多有關中國文明之文字皆在《平易近主評論》發表。”《徐復觀選集》（北京：九州出書社，2013），第26冊，頁65。
 
[44]宣言成文的經過，參見黃兆強：“《中國文明與世界》宣言之草擬及發行經過編年研討”，李瑞全、楊祖漢編：《中國文明與世界：中國文明宣言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壢：中心年夜學儒學研討中間，2009），頁65-121。
 
[45]《書簡》，頁201。
 
[46]《書簡》，頁15。
 
[47]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編號66。
 
[48]“八月四日，晴，上午開聘請會，通過聘宗三、幼偉等。”《日記》（上），頁277。
 
[49]牟宗三的不滿，與徐復觀有相當關系。蓋當時徐復觀與東海年夜學中文系的若干人沖突，且愈演愈烈，連帶牟宗三亦牽涉此中。所以，牟家教宗三在6月24日給唐君毅的信中謂“此間事完整壞在復觀身上。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弟先往了，他來歲即須離開。四年奮斗，全成泡影。而國文君子之卑劣無恥，師年夜六年，東海四年，真感之深矣。而今而后，不敢寄盼望于讀中國書之文人矣。誠可痛哉。”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編號66。
 
[50]《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僅言牟宗三離臺赴港在10月，并無具體每日天期，見該書頁27。但唐君毅在其《日記》10月16日條下，則明確記載其下戰書“往機場接宗三”，《日記》（上），頁282。
 
[51]這幾日事俱見《日記》（上），頁282。
 
[52]“夜送宗三赴臺”，《日記》（下），頁12-13。《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僅言牟宗三赴臺事在3月，未言每日天期，見該書頁31。
 
[53]《日記》（下），頁267。《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35）將牟宗三赴臺時間系于當年8月，恐誤，當以唐君毅《日記》所記為準。這次牟宗三赴臺，底本是往接收中興年夜學人文學院院長及哲學系主任之聘，但事為國平易近黨特務機構所阻而未成，于是牟宗三當年9月即前往噴鼻港。國平易近黨特務機構阻撓的來由是認為牟宗三思惟有問題以及與徐復觀這樣的“不穩分子”關系親密。為此，徐復觀曾于1968年12月在《陽明雜志》第36期發表“牟宗三的思惟問題”一文，駁斥國平易近黨特務機構的不實構陷。《徐復觀選集》，第25冊，《無慚尺布裹頭歸·來往集》，頁158-163。
 
[54]《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40）將牟宗三離港赴臺時間系于當年10月，恐誤，當以唐君毅《日記》記載為準。但《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記牟宗三因何返臺較詳，可參考。只是這次牟宗三返臺依然和1968年7月那次一樣不順，年末即前往噴鼻港。
 
[55]例如，唐君毅《日記》中明確記載牟宗三約請晚餐的日子便有十余次，包含：1960年12月23日、1961年2月20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2年10月21日、1963年1月30日、1963年7月25日、1969年1月17日、1969年10月9日、1970年3月6日、1970年12月24日、1972年7月20日、1973年1月2日。
 
[56]《日記》（上），頁316。
 
[57]《日記》（上），頁317。
 
[58]《日記》（上），頁283。
 
[59]《日記》（上），頁313。
 
[60]《日記》（上），頁355。宴請地點在樂宮樓，是一家唐君毅和牟宗三常往的餐館。
 
[61]《日記》（下），頁208。
 
[62]僅據唐君毅《日記》記錄，牟宗三夜晚至唐君毅處傾談的日子就包含：1960年12月4日、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8日、1961年2月11日、1961年5月14日、1961年11月4日、1963年1月20日、1963年5月20、1964年11月2日、1965年6月6日、1966年2月20日、1966年9月13日、1972年7月8日、1972年12月21日等；唐君毅夜晚至牟宗三處傾談的日子則有：1960年10月19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3年1月30日、1964年1月3日、1972年7月14日等。
 
[63]《日記》（上），頁291。
 
[64]《日記》（上），頁316。
 
[65]《日記》（下），頁62。
 
[66]《日記》（下），頁135。
 
[67]《日記》（下），頁158。
 
[68]《日記》（下），頁202。
 
[69]《日記》（下），頁296。
 
[70]這是余英時師長教師的親身觀察。參見其“追憶牟宗三師長教師”一文中的記載和描寫。該文支出彭國翔編：《師友記往：余英時懷舊集》（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私密空間3），頁107-110。
 
[71]《日記》（上），頁309-310。
 
[72]《日記》（上），頁338。按：平凡此類活動，想必是唐君毅夫婦一道。但據《日記》，因女兒唐安仁化學實驗受傷，唐夫人1962年12月19日飛臺北照顧，1963年3月9日始返港。故此日出游，唐夫人不在。此外，是日唐君毅另有一信致唐夫人。
 
[73]《日記》（上），頁345。
 
[74]《日記》（下），頁51。
 
[75]唐君毅1949年至噴鼻港后，除了和錢穆、張丕介一道創辦新亞書院，為之奉獻了畢生的血汗之外，據謝廷光回憶，“還發起過各種講會，如人學講會、文明講座、哲學會、東方人文學會等，愿與師生友愛配合盡力往發掘宇宙之真諦和悟澈人生的意義、價值、與歸宿。”謝廷光：“《唐君毅日記》發行記”，《日記》（下），頁359。
 
[76]關于東方人文學會事，唐君毅在1962年6月16日致陳榮捷的信中，曾邀其及其他在美學人如張君勱、梅貽寶參加東方人文學會，并對此事有較為詳細的說明。他說：“弟近與謝幼偉、牟宗三（任教港年夜）諸兄鑒于中國儒學之式微，近擬共發起一東方人文學會，一面以講學接近青年，一面與若干國際上研治儒學之中、日、韓之人士謀聲氣相通，一面擬刊印若干已絕版之儒學書籍，并印行待印之書（如熊十力師長教師之著）。弟等前擬有一學會組織之原則，今奉呈一閱。american方面，公議擬請吾兄及梅貽寶兄與君肋師長教師共列名發起。不知尊意能否同情。如蒙贊助，并希唆使將來進行辦法，或介紹同道。韓國方面有高麗年夜學之文學院院長李相殷；japan(日本)方面有東京年夜學之宇野父子；已往函商，蒙來函表現贊助。噴鼻港方面，除弟及謝、牟二兄外，有霸道（《人生》主編）及程兆熊兄五人先行發起。其余友人雖多，但亦不輕約，以免關系太雜，只盼望能由講學以多有一些下一代之青年同有志于儒學之復興之事業，暫不求一時之張揚，而求如細水之長流。未審吾兄以為若何？一切容后再詳。”《書簡》，36-37。而1962年8月26日學會正式成立時，唐君毅也有完全的致辭說明，并以“關于東方人文學會”為題發表于1962年10月《人生》總第286期，現支出《唐君毅選集》，第15卷，《東西文明與當當代界》，頁75-80。
 
[77]1962年6月3晝夜，《日記》（上），頁328；1962年8月5日上午，《日記》（上），頁328；
 
[78]《日記》（上），頁329。
 
[79]《日記》（上），頁356。
 
[80]《日記》（下），頁121。
 
[81]《日記》（下），頁68。
 
[82]《日記》（下），頁73。因目疾故，這段時間唐君毅的日記由謝廷光代筆。
 
[83]《日記》（下），頁78。
 
[84]《日記》（下），頁307。
 
[85]《日記》（下），頁322。這段時間唐君毅的日記也是由謝廷光代筆。
 
[86]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44-48。
 
[87]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32冊，頁98。
 
[88]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32冊，頁98。
 
[89]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32冊，頁98-99。
 
[90]牟宗三：“悼念唐君毅師長教師”，《時代與感觸感染》，《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3冊，頁295。此文題目在牟宗三《時代與感觸感染》中作“悼念唐君毅師長教師”，但在同書隨后的“‘文明意識宇宙’一詞之釋義”一文中，則改為“弔唁唐君毅師長教師”。此文支出《唐君毅選集》第37卷《紀念集》時，作“弔唁唐君毅師長教師”。
 
[91]《中國現代哲學精力》，《唐君毅選集》，第27卷，頁345。此段話是《羅近溪之理學》的按語，最後刊于《平易近主評論》第5卷第5期，1954年2月，頁140。此段話承友人魏美瑗博士指出，特此致謝。
 
[92]《時代與感觸感染》，頁298；《紀念集》（上），頁17。
 
[93]《時代與感觸感染》，《選集》，第23冊，頁298-299。《唐君毅選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17所錄此段文字個別字和標點符號微有分歧。
 
[94]《時代與感觸感染》，《選集》，第23冊，頁299-300。
 
[95]《時代與感觸感染》，《選集》，第23冊，頁300。
 
[96]《時代與感觸感染》，《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3冊，頁300-301。《唐君毅選集》第37卷《紀念集》（上）頁18-19所錄此段文字個別字和標點符號微有分歧。
 
[97]“‘唐君毅師長教師去世十周年紀念會’講辭”，《時代與感觸感染續編》，《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4冊，頁357-370；“《唐君毅選集》序”，《時代與感觸感染續編》，頁441-442。
 
[98]《書簡》，頁68。
 
[99]《書簡》，頁101。
 
[100]《日記》（下），頁178。
 
[101]“致勞思光”，《書簡》，頁271。
 
[102]“致胡蘭成”，《書簡》，頁203。
 
[103]余英時：“《平易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力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彭國翔：《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惟》（臺北：聯經出書公司，2016），“序”，頁18-19。
 
[104]“是年，唐師長教師升為正傳授，并被中心年夜學哲學系推為系主任。唐師長教師一向認為，本身為人過于敦樸，無才能辦事，所以再三推辭。只是哲學系諸師長教師，多為唐師長教師年夜學時的老師，不忍過分拂逆，于是勉強接任。接任后，推舉許思園與牟宗三兩師長教師人中心年夜學哲學系。初時阻力極年夜，唐師長教師恐不易通過，以致數夜掉眠。最終以月薪四百元聘請許、牟兩師長教師。當時唐師長教師的月薪只三百二十元，宗白華師長教師以新舊聘約差距較年夜，提請文學院增添唐師長教師薪酬至三百八十元。”《年譜》，頁120。
 
[105]《時代與感觸感染》，頁286。
 
[106]參見唐君毅1967年7月9日致陳榮捷函，《書簡》，頁37。
 
[107]《書簡》，頁229。1970年6月5日，唐君毅曾約和崎博夫與徐復觀等一路午飯。可見，和崎博夫亦曾到訪過新亞書院。見《日記》（下），頁164。對此，和崎博夫自己也有回憶，參見“japan(日本)學者悲悼唐君毅師長教師的談話”，《紀念集》（上），頁89-91。
 
[108]唐君毅的正人之風還有兩事可見：一是在窮困的情況下，將出書社向本身約寫書稿而付出稿費的機會讓給別人；二是把教導部給予本身著作的一等獎讓給原定二等獎的師長，本身接收二等獎。周輔成：“記君毅師長教師若干事”，《紀念集》（上），頁62；頁66。
 
[109]《書簡》，頁140-141。
 
[110]《日記》（下），頁147。
 
[111]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39。
 
[112]蔡仁厚：《牟宗三師長教師學思年譜》，頁40。
 
[113]《日記》（下），頁279。
 
[114]牟宗三具體何時前往噴鼻港，似難確定，但必在7月之前。因唐君毅《日記》1975年7月2日這天，已經有這樣的話：“二日，晴，至研討所并訪宗三，下戰書二學生來，吳士選及宗三兄來談，抄文千字。”可見是日牟宗三已經在新亞研討所開始任務了。見《日記》（下），頁284。
 
[115]《書簡》，頁95-96。
 
[116]《日記》（下），頁5。
 
[117]彭國翔：“牟宗三的感情世界及其‘覺情’說”，《人文學衡》，頁264-312。
 
[118]《書簡》，頁141。
 
[119]《日記》（下），頁127
 
[120]《日記》（下），頁127。
 
[121]此信引自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復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第13通中的注釋，見《新亞學報》，第38卷，2021，頁328。
 
[122]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復觀佚書二十四通校箋”，第13通，《新亞學報》，第38卷，2021，頁326-327。
 
[123]《日記》（下），頁144。
 
[124]《著作年表唐學研討文獻索引總目》，《唐君毅選集》，第39卷，頁7。
 
[125]牟宗三致唐君毅書信，編號4。
 
[126]《著作年表唐學研討文獻索引總目》，頁12。
 
[127]牟宗三致唐君毅書信，編號28。
 
[128]牟宗三致唐君毅書信，編號51。
 
[129]《病里乾坤》序，《年譜》，頁314。
 
[130]《牟宗三師長教師早期文集》，《牟宗三師長教師選集》，第27冊，頁1。
 
[131]《牟宗三師長教師早期文集》，頁4。
 
[132]《時代與感觸感染》，《選集》，頁296。
 
[133]《日記》（下），頁219。
 
[134]《新亞學報》，第38卷，頁340。
 
[135]比較兩人思惟之間的異同，學界雖然已經積累了必定的研討結果，但并非盡善盡美、毫無剩義，仍有相當值得進一個步驟摸索的空間。不過，對于本文考核兩人“來往”和“友誼”的論旨而言，比較兩人思惟的異同，顯然既非本文篇幅所允許，更已非本文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完整屬于別的一個論域之中的論題了。
 
[136]《新亞學報》，第38卷，頁340。
 
[137]《年譜》，頁343。
 
[138]余英時也認為“而牟宗三師長教師與唐師長教師在思惟上更是契合如一。（他們之間在暮年才出現歧見，此處可以不論。）”，《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明實業股份無限公司，2018），頁114。
 
[139]《紀念集》，頁16。
 
[140]用牟宗三在“《唐君毅選集》序”一文最后一段開頭的話來說，即“吾與唐師長教師相知于抗戰之初期，中間幾經患難，幾度思維，共相磨礪啟發以自反者亦多矣！”《時代與感觸感染續編》，頁442。
 
[141]“japan(日本)學者悲悼唐君毅師長教師的談話”，《紀念集》（上），頁86。
 
[142]“牟宗三師長教師學行事略”，蔡仁厚、楊祖漢主編：《牟宗三師長教師紀念集》（臺北：東方人文學術研討基金會，1996），頁２。
 
[143]參見彭國翔：“愛情中的唐君毅：以《致廷光書》為中間”，噴鼻港中文年夜學哲學系“中國哲學的實踐關懷”任務坊論文，2023年3月24-25日，《中國哲學與文明》，待刊中。
 
[144]程兆熊曾說唐君毅“他會令人從他的人和書那里，看到真的性命和真的心靈。那是年夜性命、年夜心靈！”《紀念集》（上），頁48。
 
[145]這是萬歷二年（1574）龍溪77歲與友人聚會天柱山房時說的話。見《王龍溪師長教師選集》卷五《天柱山房會語》。當時儒家士人對于友道的重視以及以家室為負累，參見彭國翔：《知己學的展開：王龍溪與中晚明的陽明學》（增訂版）（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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