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網獨家專訪之十五】
專訪曾亦：國家已開始弘揚孝道，親親相隱是時候進進刑律了
受訪人簡介：曾亦，當代“年夜陸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同濟年夜學人文學院傳授，經學研討所所長。著有《本體與功夫—湖湘學派研討》《共和與君主—康有為早期政治思惟研討》《年齡公羊學史》，主編《何謂普世？誰之價值？》。
采訪人：任重（儒家網主編）
受訪時間：西元2018年5月15日
【撮要】
◆“親親相隱”是具有普世性的觀念和軌制
◆文革中檢舉揭發親人的做法，是不品德行為
◆“1對1教學年夜義滅親”有條件條件，不克不及簡單地違背“親親”原則
◆守舊主義在全球復興，家庭倫理開始回歸
◆軌制上的復興包含各個方面，法令軌制的復古更化很是主要
【編者按：近期，中國中心電視臺“本日說法”欄目播出專題，有法令專家針對一個家人幫助嫌犯潛逃17年的案例時候說到：
“其實在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后，對于這種思惟，基礎上是持否認態度的，我們現行的刑事法治上，是不承認這種親親相隱思惟的。最典範教學場地的好比說《刑法》中310條就規定了，這種窩躲罪和偏護罪，是不以你是不是親屬，或許是親屬之外的人來作為條件的。舞蹈場地所以說，即便是親屬，只需有窩躲和偏護行為，也會構成犯法。包含我們《刑事訴訟法》也強調，但凡了解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包含任何單位和個人。”
就此問題，儒家網專訪了曾亦傳授會議室出租，現予發表，盼望能促進思慮和認識，并推動有私密空間關問題的進一個步驟解決。】
【註釋】
“親親相隱”是具有普世性的觀念和軌制
儒家網：在現代中國社會，“親親相隱”還必須在法令中堅持么？假如是的話，這種堅持具體表現在哪里？好比，對于近親屬的分歧犯法行為，可以有著分歧的相隱請求，即殺人罪不成以相隱，但在其他某些情會議室出租況可以相隱，以及親人可以選擇不作證，可是不克不及偏護或窩躲。請問您怎么對待這個問題？
曾亦：其實，無論是中國傳統法令，還是東方兩千多年來的法令傳統，都主張“親親相隱”。是以，“親親相隱”并不是儒家特別主張的一種品德觀念和法令軌制，其他平易近族都分歧水平主張“親親相隱”，可以說，“親親相隱”是具有普世性的觀念和軌制。與之相反，社會主義中國的相關法令規定，才是破例，是必須放棄的。
為什么呢？因為“親親相隱”這種觀念和軌制背后有這樣一個廣泛性的條件，即“親親”原則。這種原則起首是血緣性的，但引伸開來，則在中國體現為最高的品德準則，也就是“仁”。所以，反對“親親相隱”，自己就是“不仁”。人類有始以來，就構成了父子、夫婦和兄弟等天然關系，這是任何政治國家都無法否認的，從而“親親”原則就構成了人類生涯的基礎條件。
或許，將來隨著生物科學的發展，很有能夠會打消這種關系，假如人類真走到那一個步驟，對人類是福是禍，卻很難說了。至于現階段，只要文革時因為強調階級關系，而把人類的各種天然和社會關系都還原成同道和敵人這種簡單的階級關系，所以我們才會鼓勵親屬之間的彼此檢舉和揭發，釀成了無數的人倫慘劇。
我覺得，此中一個主要緣由就是，法令中“親親相隱”條款的缺掉，無疑是應該為此承擔責任的。所以，現行法令貫徹“親親相隱”的原則，應該今朝傳統文明復興的主要內容，何須多疑！
至于“親親相隱”落實到具體法令的制訂和實施中，則須參看傳統法令和東方法令的相應規定。
譬如，傳統法令普通對于謀反、謀年私密空間夜逆和謀反這種年夜罪，是不適用“親親相隱”條款的；至于殺人罪，則無論中西法令，基礎上都主張可以相隱。還有相隱親屬的范圍，傳統法令是比較寬泛的，包含同居親屬、年夜功以上親屬，還有外祖怙恃與外孫、嫂叔這種小功親屬，可見相隱范圍是很年夜的。
至于東方國家，英美法系的容隱親屬范圍較小，普通限于配頭；而年夜陸法系的容隱范圍較年夜，如1976年《聚會場地德國刑法典》規定容隱范圍為直系血親及姻親、配頭、未婚配頭、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教學配頭、配頭之兄弟姐妹，還包含曾為姻親者、義怙恃後代、監護人和被監護人等，可見是相當年夜的。
總之，中國將來要實施“親親相隱”軌制，可調和古今中西的各舞蹈場地種法令以及中國今朝的現實情況，具體裁量考慮。
文革中檢舉揭發親人的做法，是不品德行為
儒家網：在今朝中心實施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整個戰略佈景下，您若何對待中國傳統法令中的“親親相隱”軌制？
曾亦：“親親相隱”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人類晚期，應該與血親復仇這種陳舊習俗有關。至于在中國，除了《論語》中瑜伽場地孔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此中”的經典主張以及《孟子》“竊負而逃”的設計外，還較多體現在《年齡》對當時歷史事實的評判中。
譬如，令郎牙、慶父有弒君之罪，而叔姬有道淫之罪，《公羊傳》都主張“親親相隱”。到了秦國，雖然商鞅制訂了株連之刑，并“獎勵告奸”，可是，在秦律中卻最早體現了“親親相隱”的原則，即“子告怙恃，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可見，至多後代告怙恃還是不允許的。
漢武帝以后，隨著儒家位置的上升，其價值觀念開始影響到法令的制訂和實施，此中，最為標志性的事務就是漢宣帝地節四年所下的詔書，此中這樣說道：“父子之親、夫婦之道，本性也。雖有禍患，猶蒙逝世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怙恃、妻匿夫、孫匿年夜怙恃，皆勿坐。其怙恃匿子、夫匿妻、年夜怙恃匿孫，罪決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可見，朝廷完整是站在“親親”之情的角度，確定了親屬之間彼此隱匿罪惡的公道性，即將“親親相隱”視為仁愛之心的體現。顯然，站在傳統倫理的立場，文革中那些檢舉揭發親人的做法，天然是年夜不仁的不品德行為。
“親親相隱”這種觀念在后世不斷獲得強化，相隱的親屬范圍也不斷擴年夜，即由對直系尊親的容隱擴年夜到五小樹屋服親屬甚至同居無服親的范圍。我們看唐律那里，此中有“同居相為隱”一條，明確規定：“諸同居，若年夜功以上親及外祖怙恃、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僕為主隱：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新聞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常人三等。”
唐律中的這個規定，對于以孝道為焦點的儒家倫理，起到了軌制性的保證感化，并一向沿用到后來宋、明、清的歷代法令，基礎沒有什么變化。
可以說，儒家及歷代朝廷主張“親屬相隱”，這不僅合適中國社會的基礎特點，並且體現了“親親尊尊”這樣一個具有普世性的價值維度。
“年夜義滅親”有條件條件，不克不及簡單地違背“親親”原則
儒家網：儒家個人空間除了主張“親親相隱”之外，還存在“年夜義滅親”的提法，您是若何對待這兩者的關系的？尤其是在現代法令體系中，若何協調兩者的關系。
曾亦：“年夜義滅親”的明確說法，最早見于《左傳》。
當時衛國有個年夜臣叫石碏，其子石厚幫助衛國令郎州吁殺失落了當時的國君衛桓公，后來石碏設計擒殺了州吁和石厚。關于此事，《左傳》有這樣一個評價：“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聚會場地年夜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在這個例子中，石蠟殺子所依據的“年夜義”，顯然就是儒家素來主張的“君臣之義”，就是說，石厚弒君之罪因為有悖于君臣年夜義，故其父據此年夜義而滅其子。
不難發現，儒家主張的“年夜義滅親”是有必定條件限制的：
其一，其罪有悖于父子、君臣之義。其二，卑幼有罪，唯尊長得滅之。換言之，假如是本身的怙恃、祖怙恃違會議室出租背了“年夜義”，則後代凡是不克不及告發，更不克不及親手誅殺，從而廣泛會陷于“忠孝難兩全”的倫理窘境。
譬如，晉朝時有個名叫李忽的男子，發現其父預計叛國投敵，就把其父殺了，可是，當時官府認為李忽“無人子之道”，遂處其以逝世刑。可見，“年夜義滅親”還是有條件條件的，不克不及純粹為了“年夜義”就簡單地違背“親親”的原則。
后來，這個限制條件在唐律中獲得比較明確的規定。剛才提到瑜伽場地的“同居相為隱”一條，里面就有一種破例情況，即當親屬犯了謀反、謀年瑜伽教室夜逆、謀叛這三種“十惡不赦”的重罪時，這條法令就不適用了。而這三種重罪，年夜致相當于《左傳》講的“君臣年夜義”。
不過，還有一些極真個情況，就是皇帝的父親有罪當怎么辦？
《孟子》舉了一個“竊負而逃”的例子，當然這只是個假設。依照這個假設，舜的父親犯了殺人罪，因為舜是皇帝，是立法者，自己不克不及夠秉公枉法，該怎么辦呢？依照孟子的解決辦法，舜只能放棄君位，“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就是說，舜放棄皇帝的資格，也就放棄了皇帝所要承擔的責任，而純粹玉成其作為逆子的責任罷了。這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屈平易近而伸君”。在這個例子中，即使父親犯了殺了罪，後代也沒有告發的事理，更遑論執法了。
到了后周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類似的真實例子。
據《新五代史》記載，后周世宗柴榮是太祖郭威的養子，即位后，其生父舞蹈教室柴守禮曾殺人于市，有司奏聞，而世宗不問其罪。依照古禮，世宗既已繼太祖郭威為后，則柴守禮不過“本生父”罷了，世宗當降一等服喪，換言之，世宗不用像親生兒子那么盡孝了。
可是，世宗卻仍然沒有治其父罪，這與舜的態度是一 樣的。差別在于，世宗卻沒有是以放棄皇帝之位。這用董仲舒的話說，就是“屈君而伸天”，是因為世宗作為“皇帝”的責任更重，而作為“人子”責任為輕。
后來歐陽修對世宗這種做法年夜加贊許，認為孟子的計劃只是“為世立言”的需求，但落實到現實中，世宗雖然有“掉刑”之過，但卻合適孝道，而后者的重量更重，故歐陽修許世宗為“知權”。
在柴世宗處理本生父犯法這件工作上，其實有一個輕重的考量。就是說，世宗不問父親之罪，雖屬枉法掉刑，但形成的后果并不重；可是其個人卻盡到了逆子的責任，且世宗作為皇帝，這種行為還給全國人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使孝道獲得伸張，所以更有價值，重量更重。世宗是以輕重相權，就天然寬縱其父罪了。
而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來說，不僅主張國家好處至上，並且，基礎上不承認“親親”的價值，或許說，“親親”的價值只局限于家庭，這般兩相權衡比較，法令正義之重天然是遠高于家庭孝道之輕了。私密空間
不過，自十八年夜以來，隨著傳統文明的周全復興，無論社會，還是當局，都意識抵家庭及其倫理的主要性，于是孝道的價值將會變得越來越重。就此而言，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188條，此中寬免了原告人的配頭、怙恃和後代出庭作證的義務，可以說，這朝著中國傳統法系中“親屬相隱”條款的回歸，邁出了可喜的第一個步驟。
守舊主義在全球復興，家庭倫理開始回歸
尤其在傳統文明復興的這樣一種年夜佈景中，這一個步驟包括了更多的意義。我們有來由等待著，隨著現代中國人對親情重量和孝道價值的重視，“親親相隱”原則遲早交流會在法令中獲得體現，從而使中國今朝的法令不僅接續到數千年中國法令的傳統，並且也是對世個人空間界法令主流精力的回歸。
自上世紀七十年月以來，人類進進了守舊主義在全球復興的時代。我們不難看到，不論是在東方世界，還是在伊斯蘭世界，都分歧水平地出現了傳統價值的回歸，并且，這種回歸還表現在傳統價值落實為具體性的軌制變革，既有政治、法令方面的，也有社會、家庭方面的。
就中國來說，在比來的一、二十年，也幾多體現了這么一種回歸，此中，家庭倫理的回歸無疑占有很是主要的位置教學場地。問題在于，這樣一種傳統倫理若何在軌制上獲得更有用的保證和落實呢？
我覺得，此中很是主要的舉措，就是應當恢復傳統法令中“親親相隱”的條款。尤其對于中國來說，法令從來就不是維護個體、集體以及國家現實好處的東西，而是有著更高的價值尋求，而在現代中國，這就是“仁愛”。
可以說，恰是出于傳統文明中的“仁愛”精力，歷朝才個人空間會制訂“親親相隱”及相關的一系列法令條款，從而使“仁愛”真正在社會現實中獲得保證和落實。
東方近現代“親親相隱”法令軌制分歧于現代，被視為個體的權利而非義務
儒家網：現在東方重要國家的法令中，能否還保存有“親親相隱”的條款？
曾亦：我們後面說過，“親親相隱”這項法令軌制是“親親”原則的體現，具有某種普世性，是以，無論作為一種觀念，還是一項法令軌制，在東方的來源也是很早的。
譬如，在古希臘，智者游敘弗倫告發父親殺人，就遭到了蘇格拉底的非難。后來，古羅馬法就有親屬相隱的明確法令規定，不僅親屬之間不克不及彼此作證，並且，後代告發家長還會喪掉繼承講座場地權，甚至任何國民都有權對其提起刑事訴訟。
到了近現代，東方法令仍然有“親親相隱”的條款，不過，此中的來由跟古希臘不盡雷同，更多出于意志不受拘束和個人權利的考慮。換言之，我偏護和隱匿親屬的罪惡，以及拒絕作證，甚至作偽證等，分歧于現代是一種義務，而是視為個體的權利。
譬如，法、德、意等國的訴訟法規定近親屬可以拒絕作證，1975年的《法國刑法典》和1976年的《德國刑法典》則規定四親等或二親等以內的血親和姻親有權為親屬隱罪。
不僅這般，前社會主義國家也保存了親屬容隱的內容。
譬如，東德刑訴法規定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捷克斯洛法克刑講座場地法則規定近親窩躲偏護普通犯法不罰，不過，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缺少對個人權利的保護，所以將國家好處視為至高無上。是以，包含中國在內的一切社會主義國家法令都主張親屬有叛國、破壞公共財產等罪惡時，親屬是不克不及偏護的。
這與資本主義國交流家分歧，現代德、法、意等國甚大公然規定偏護躲匿間諜、背叛、侵犯戰爭等重罪親屬者不罰。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各國在這方面的規定，反而接近唐以后法令的限制性條款。
軌制上的復興包含各個方面，法令軌制的復古更化很是主要
舞蹈場地儒家網：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什么“親親相隱”原則從法令中消散了，其思惟本源和理論依據是什么？
曾亦：其實，直到平易近國時的法令還保存了“親親相隱”的條款。譬如，1935年的平易近國刑法就規定，近親屬可以拒絕作證，并為了近親屬好處而躲匿人犯、湮滅證據、方便脫逃、銷贓匿贓者，得免刑或減輕其刑等。
那么，為什么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樹立以后，就徹底放棄了“親親相隱”的條款呢？我想，大要有這樣幾方面緣由：
其一，無論是傳統中國，還是東方國家，都認同家庭和血緣的價值，而對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則完整把國家樹立在疏散個人之整合的基礎上，故以消極甚至否認的態度對待包含血緣在內的一切關系。可以說，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是以階級關系代替了父子、夫婦、兄弟等一切關系，因此天然不會承認基于這些人倫關系并保護這些關系的“親親相隱”軌制。
其二，傳統中國包含現代東方的容隱軌制，很年夜水平上基于對尊長或家長權力的保護，但中國自“五四”以來，卻視為所謂的父權和族權而加以批評，怎么還能夠相反立法往保護這種權力呢？
其三，近代東方人重視意志不受拘束和個人權利的保護，從而將這種觀念與現代親屬容隱的軌制結合起來，並且，現代社會常有所謂“年夜義滅親”的限制條件，但到了近現代東方人那里，則似乎擴年夜了容隱行為的范圍，即會議室出租使叛國罪也可為之容隱。
與之相反，社會主義中國則將國家和集體好處視為至高無上，而個人權利的保護則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所以，“親親相隱”的觀念和軌制由于與集體和國家好處的抵觸，而被法令所忽視了，甚至在法令上強化了種種不得偏護和隱匿的條款。
近幾十年來，隨著以儒家為代共享空間表的傳統文明的復興，包含家庭在內的種種傳統價值日益遭到人們的重視，我們信任，這種復興不僅僅是觀念上的，並且還應該是軌制上的。軌制上的復興包含各個方面，此中，法令軌制的復古更化長短常主要的。
可以說，2012年《刑事訴訟法》中對親屬作證條款的修改，體現了這種傳統文明復興的一部門，尤其與18年夜以來的文明復興總體戰略是分講座場地歧的。我們看到，在這樣一個世界性的守舊主義回歸的年夜潮中，教導和文明方面的步子走得更快一些，但包含法令在內的各種軌制方面的復興還剛剛開始，但畢竟邁出了可喜的一個步驟。
是以，這樣一種復興的標的目的，不僅是與兩千多年的中華法系傳統接軌，並且也將是與世界文明的年夜潮水、年夜趨勢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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